[不怕黄河巨浪，抢救阶级弟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今年二月二日晚上 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了，我和王云堂等四人在船舱内睡得正熟。忽听有人叫门，我急忙问：“谁叫？什么事？”回答的声音很焦急说：“请快开船渡我们过河，买药救人！”我心里一惊，救人，这可不是简单事。一边叫醒王云堂等，一边问“救谁？”来的两个同志说：修风南公路张沟段的民工六十多人中了毒，要到三门峡市买急救药，越快越好。我一听这事，想到这六十多个人都是修路的英雄，为我们全县早日通车连春节也没回家，现在不幸中了毒，如有个好歹，他们的父母妻子不知道要痛苦到什么样，咱也是穷人出身，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有了难咱可不能不管。无论如何也要先把这两个同志送过河去再说。于是和王云堂等拖出锚、桨，撑船过河。
　　当天晚上，没有一点月亮和星光，四周黑沉沉的，五级大风卷起河水浪头足有五尺高。船一离岸就好像空鸡蛋壳浮在水中，随着浪头东一摇、西一摇，高一下、低一下，情况十分紧急危险，又加上黑夜看不见航道，只能凭老经验看对岸的山头。我手里掌着舵，心里急呼呼的，咀里一直叫：“丢锚！丢锚！云堂快快丢锚！”二十多斤重的铁锚，平常要一个人丢两个人拉，当晚人手不够，云堂一个人一手丢锚一手拉绳，只听得“啪！啪！……”铁锚撞击着河水，“哗！哗！……”船身破浪前进。四个人憋着气，紧丢锚，稳掌舵，眼睛瞪的园鼓鼓的，连大气也不敢出，一连丢了十五锚，船飞快地渡过河去，安然靠岸了。
　　两个同志上岸到市里去以后，我们还等在岸边，一心望两位同志快快找到药返回，好再送他们过江去急救六十一位中毒的民工。夜里风大天气冷，冻得身上起疙瘩，但想着救人，心里却像翻滚锅一样热。二位同志回来说：三门峡市没有这种药，得另想办法。这一下大家心里都更为这六十多个民工的安全焦心。
　　以后，听说毛主席派飞机送来了特效药，过两天又听说“神药”把中毒民工的病全治好了，并且都上了工，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有说不出来的欢喜。毛主席多么关心我们大家呵，在旧社会不要说六十个民工，就是六百个民工病了、死了，又有谁管你！
　　我从十三岁起就在船上当船工，到现在四十五年了。在漫长的水上生活中，多少次上下黄河，翻船落水，死里逃生。真是酸、甜、苦、辣，啥也尝过。国民党，当官的，有钱人，就会欺压老百姓，我从心眼里讨厌这些家伙，要是给这些家伙撑船，再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记得我35岁的时候，开始当艄公，在河南陕州摆渡。当时陕州这边住着国民党顽固军，河对岸平陆县里是阎老西，平陆以东是八路军。腊月的一天夜里，平陆以东的八路军从茅津过来攻打平陆县城的阎老西。陕州国民党顽固军派了一百个人要过河打八路军帮阎老西解围，跑到河边来逼我们送过河。我想，说啥也不能把这些家伙送过去打自己的队伍，因此就肚里打算盘走着瞧。他们上船后，我们从西关起开船，本来可直达对岸的太阳渡，但却乘枪响的机会吓唬这些家伙说：“老总，不行呀，打这里过有危险，船往下靠一靠吧！”这批家伙也胆小，信以为真答应了。船一往下流我又有说的了：“这里没有好岸口靠不了岸，翻了船可不是玩的！”于是船一直往下放，绕了一个大圈圈又把船靠到陕州北关，到底没有过河去，船一靠岸，我们（船工）都跑了。那天晚上八路军狠狠揍了顽固军一顿，我心里可高兴哩。
　　1949年4月我到茅津摆渡了。有一次，解放军一七八师要过河打顽固，全师一万多人加上枪枝、弹药、马匹，要我们三天以内全部送过河去。船工大队长召集大伙说：“解放军要南下解放全中国，要求大家出把力把咱队伍送过河去！”我听了可高兴啦，只要能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穷人就翻了身，我坚决保证完成任务。送大军过河那天，大家真卖力。船上人一上满，马上就开，到那边一靠岸人一下完，船掉头就走，一个船来来回回走六七趟，大家累得出大汗还高兴得唱歌子。一万多名战士和武器、大马，一天就全过了河。这次由于我们任务完成得好，解放军还给我们全体船工送了一面鲜红的大旗，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其实，只要是为自己人出力，就是没有大旗心里也是暖融融的。
　　解放后这些年来，我深感到新社会的好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党和毛主席是我们的亲人，人与人之间都是没有一点私心地互相关怀帮助。这次平陆事件更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想：在这样的大家庭中真是越活越年青，越干越有劲。在这样的大家庭中还有什么需要顾及自己而不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呢？也就因为这点，我才不怕黄河巨浪，抢救阶级弟兄。
　　（张明堂、卞五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