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一次较量　　黎元洪是民初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对革命一无所知，却在一夜之间成了“首义元勋”，他既非军阀也非党人，一生鲜作为却有时运，无实力却有地位，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录目前在中国尚无人打破。
　　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还想黄袍加身更上一层楼。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黎、袁是儿女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袁世凯听后，明白了黎元洪的意思，从此再也没和他谈起过类似的话题。
　　袁世凯的帝制鼓吹机关“筹安会”成立后，一些政客和文人纷纷拥戴，并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当时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他不赞成帝制，却又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1914年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未予批准，只是以10万元高价购得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遂于9月下旬迁入，闭门谢客，不发一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并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月15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令文中称：“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袁世凯的这着棋非常高明，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如果将其拉下水，为自己“民国变帝国，总统变皇帝”的戏法造势，其影响可想而知。
　　黎元洪事前已得知消息，连忙在家召集心腹商量如何应对。黎身边的亲信和幕僚对此事也是各有主张，看法不一，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从安全考虑，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与黎元洪关系密切的湖北同乡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元洪听罢此言十分赞同：“你们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册封令颁布后，袁记政府文武百官在国务卿陆徵祥的带领下到东厂胡同黎宅祝贺，黎元洪对他们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就退入内室，不再露面，陆徵祥等人只好悻悻而去。随后黎元洪又命手下草拟了一份声明，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泯，终此余岁。”（邓汉祥：《受制于北洋军阀的大总统》）
　　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黎元洪竟然不买这个账，但他需要黎给自己捧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2月19日，又命步军统领江朝宗去东厂胡同宣封，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将此事描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朝宗捧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朝宗仍挺身直跪，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不止。元洪怒呼左右：赶快把江朝宗拖出去，否则连你们一齐打出！于是元洪左右劝者、扶者、慰者、挤者，一拥而江朝宗出东厂胡同堂门矣。”
　　后来奉袁之命来黎宅游说的更是络绎不绝，有的还直接以“王爷”呼之，最后黎元洪实在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
　　“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在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北洋武夫眼里，黎元洪只是一枚可供利用的棋子，需要时奉若神明，不用时弃如敝屣。黎元洪对他们也都是唯唯诺诺，从来不敢发出不同声音，但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黎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自己致命一击，两人之间的这次交手以袁世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从中人们也可看出貌似“柔暗”的黎元洪在大事上其实并不糊涂。
　　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一场误会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一族。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乡，他们之间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曾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还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