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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版“金陵十三钗”:24名外国人救了28万中国人|金陵十三钗外国人

发布时间:2019-06-16 04:12:46 影响了:

  24名外国人救了28万中国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
  “使南京的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0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1936~1 941年期间,他曾7次访问日本,代表***教会,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动向。从贝德士遗稿可以看出,他在1957年之前就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只有极少数美国学者认识到这一点。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兴起,一批年轻的传教士应此潮流来华,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些学者型传教士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冒死设立“安全区”。
  195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杭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贝德士继任。经杭立武推荐,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总稽查由约翰·马吉牧师兼任。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
  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西方侨民在救护中国难民期间,还在安全区的难民所甚至自己家中救助了一些中国军队高级将领。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
  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卫生部部长金诵盘先被藏在美国大使馆,后被转移到金陵大学美籍教师宿舍楼;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后来,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地送出了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费昊生:将胶卷带出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和费奇信以为真。没想到他们还未离开,就亲眼看到日军击毙20名惊慌逃跑的难民。接着日军又闯进安全区,强行抓走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费奇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道:“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数十万难民涌入上海,费吴生所在的***南京青年会立即开展救济工作。在这期间他与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有深入交往。可以说费吴生不仅是中国通,还算得上中国革命的元老。
  195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
  但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日军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问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上。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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