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 经济转型百姓机遇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历史和文化之间矛与盾、吸与拒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单有早期透过马嘎尔尼觐见乾隆以及鸦片战争而表现出的锁国主义，更有清末以迄当代，在认清现代性无可回避之后，就如何确定和选择中国未来而发生的种种曲折的情形。故而，同为“转型”，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较诸西方各国自身从中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起因到过程都有深刻的特殊性。
　　概而论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转型’意味着以下几点特别的含义：1.被迫性。其“转型”要求并非由本国固有历史文化自发地产生。2.模仿性。一切思想和措施尽由师法而来，自己并无创造性可言。3.摇摆性。“转型”并非根植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理心而增加了难度，集中体现为对所做选择的善恶判断不明，往往具有权宜的意味。4.矛盾性。异己以及非原发的特性，令“转型”必以自身历史文化的“断裂”为代价，使其本质无法是和谐的。
　　我们认为，通过文学而表现出的历史，是现代中国的精神困境的一部分；作为民族精神活动的浓缩物和最活跃形式，“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以及它最值得深究细论之处，在于这种文学如何展现了20世纪中国精神困境，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其中又留下了什么启示。
　　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如果不置于现代中国精神困境这样一个文化性的宽广语境下，延安文学研究不仅将是黯淡无光的，而且也根本遮蔽了它固有的丰富价值。
　　老中国死掉和被迫放弃自足、封闭、独立的文明史及传统，搭乘以西方文明理念打造的世界一体化航船，而驶往所谓“现代化”的新大陆——这可以说就是20世纪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历史本身的脉络非常清楚。没有“现代化”的诉求与走向，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输入；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体现其意识形态的政权。这些重大的历史环节，始终紧扣着20世纪中国脱“古”人“现”的主题，无一不直接来自这主题、表现这主题。
　　中国共产党和它创建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种反映、方案和选择。这并无疑问。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会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完整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各方学者写出成百上千的著作，而一个比较直接的解答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如下鲜明独特的特征：1.既源于西方文明(我们都知道著名的“三大来源”)，又是“西方”概念的批判者和叛逆者；2.不仅是现代文明一部分，而且如其所自我论证的，代表着比发达资本主义更进步更领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3.它是一种挑战哲学，体现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阶级和民族强权的意志，是弱者对强者统治的造反武器。
　　可以说，只有这样的精神资源才迎合、满足和呵护了像中国这样饱受西方强势文明压迫而同时又不得不完成自身现代性转型的民族心理需求。它提供了这样一种预期：实行马克思主义，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照样可以走上现代化，并且做得更好；不仅不必屈从于以征服者姿态强行介入、令我们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蒙羞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且将一举超越之、后来居上，成为更先进更现代的胜利者而傲视西方。这意味着双重的胜利，既成功地摆脱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又以西方文明侵略的复仇者的身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光是中国，20世纪许多与中国处境类似、处在“主流文明”(“西方”)以外的国家，马克思主义都成为它们一面与之抗争、一面自我更新从而通往‘世界，’和“现代国家”概念的桥梁。这是20世纪“全球化过程”中极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是这一过程同不同国家、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相互作用所生成的一种普遍效应。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向“现代”的转型，将不情愿却不得不走直接皈依西方文明的道路。所幸，历史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这另一种选择，且通过俄国革命的成功将这种选择的示范效应加以放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虽是诗一般的句子，却并无夸张之处。从历史而言，中国拒绝了作为西方文明正统的资本主义，皈依其批判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它必须以拒绝的形式来完成转变，这不仅仅是心理的需要，更出于保持与自身历史文化之间平衡的必然。
　　但道路最终成形，却经过了一段曲折。
　　传统与现代性是一对如影随形的难兄难弟，对于非自愿非原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发达国家民族来说，这对矛盾的彼此冲突和弥合，尤其内在于它的历史过程。但这二者的关系，并非割裂着的，相反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有一种依存性，亦即，恰因现代性这一维度，传统作为另一维度才有意义，反之亦然。传统的意义与价值的彰显，以现代性追求为前提，否则它根本不会被意识和被强调。
　　对此，吉登斯就“传统”所做的论述颇中肯綮：“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上，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的紧密联系上。仪式对传统常常是强制性的，但它又是令人深感安慰的，因为它所注入的是一整套具有圣典性质的实践。总的来说，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然而，中国“自身传统”的延续，到19世纪末实际上是终结了。随着“西方”的卷入，或者说，随着中国被卷进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中国文化本土体系和本土经验，全部解体和失效。基本上，甲午战争之后，存在了两千五百年(倘以孔子修《诗》、作《春秋》为标志)的精神范式就完全死去，随后是一个过渡期；到191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脱古人现”、从技术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面师法“西方”的观念。其标志，正是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
　　这一基本格局，我们可以借文学的情形窥其一斑。从“五四”到1930年代，现代文学始终承袭着20世纪初形成的“走向世界”的强大思潮。这种文学排斥传统，以为文学的新生恰恰需要斩断传统的脉络。人们在观念上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先进的艺术方向，在形式、技巧、语言上激进地追逐欧化，而基本的创作风貌则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现代文学的主流与乡土中国自矜地保持着思想和审美上的距离，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