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君故 但为君故什么意思

　　我有时读古书，觉得言语文字曾经真是有强悍的力量，不像现在。比如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鲁仲连只是写了封信给素不相识的守城燕将，就结束了一切。《史记》里记录的鲁仲连书信绵长华丽，究其要点，不外乎《资治通鉴》引括出的一句话：“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为公计者，这是言语文字能够对他人起作用的前提；将何为乎?言语文字本身其实又是无为的。它只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行事原则。所以。我每次读到燕将见书后哭泣三日拔刃自杀，就觉得实在伤感，仿佛自己就立在他不远处，毫无办法地看着他被言语文字的大风一点点从前呼后拥的战场吹回至孤独的自身，在那里，他是无比软弱的，同时又是不可摧毁的。
　　我因此不太喜欢鲁仲连，他似乎有点滥用了文字的力量，田单随后屠城，文字并没有阻挡住必将到来的杀戮。但鲁仲连旋即摒弃富贵，逃到远远的海上，从此沉默，教人对他还是生出敬意，比如当魏安釐王批评他的遁世是“强作之者，非体自然”的时候，子顺就为之申辩道，“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子顺是孔子的六世孙，“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有点接近于子路问成人时孔子的回答，所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在中国的思想中，一个人并非生来就背负着所谓灵魂不同等级的品性在原地生活。而是能够慢慢地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而言语文字的强悍最终都不是为了影响他人，而是作用于自身。
　　所以说，读曹操，就是读他写的一篇文章，还有两首诗。
　　建安十五年，曹操稳住赤壁新败的阵脚，三国格局初定，北方无事，他于春日下求贤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其情怀如求知己，令人兴起。随后又于冬日筑铜爵台，并下令让还三县二万食户，是为《十二月己亥令》。这篇公文自述生平与志向，平实诚挚，剖陈心扉，是少有的好文章，其文字中的谦卑自抑，即便有矫饰，对照其行事，终无大违，远非后世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可及。文中引乐毅、蒙恬事，曰：“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那些过去人物用一生行事印证过的精神准则，留在文字里，作用于后来人的生命轨迹，如此反复延续，便是中国人的文教。中国人的文教不是典章篇牍里关于历史、文学和哲学的知识，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最终成为了历史、文学乃至哲学本身的人。《十二月己亥令》中有一个曹操期待成为的人，这个人有无名的大志，又时时明了自身的限制，是这个人打动了我们。
　　东汉末年虽是乱世，但司马光说，“自三代之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彼时，外在的社会秩序虽然崩坏，但人心教化的秩序犹在，“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成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对酒》一诗直追三代，有曹操的古典政治理想在。虽然或许只是精通古学之后的文字套语。但于乱世中叙述形容太平景象，即便俗滥，思之每每令人动容。何况《对酒》中的语词从句法到观念，和现代人隔了好几层，所以今天读起来反有一种神秘的韧性，像一切的咒语，背后都有一个天真光整的旧世界。
　　更有名的自然是《短歌行》。如果说《对酒》中构筑的是一个言辞中的理想国，那么《短歌行》可以视作一次谈论个人爱欲的会饮。
　　“爱”这个字，旧写作“愛”，古文中另有几种写法，或从心部，属思想，或从夂部，属践行，均与“忧(憂)”字同源。“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在《短歌行》乃至在中国的大多数经典中，爱欲的问题并未得到过如古希腊人那般的直接呈现，它往往隐伏在对“忧”的持久表达之中。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忱。一种能延续千年的忧，自然不单关乎身体之欲，更关乎灵魂之欲。孔子有一次独处时面带忧色，子贡进去看见了，不敢问，出来告诉颜回，颜回随即援琴而歌，孔子听到后就叫颜回进去，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开心。颜回反问道：“夫子奚独忧?”孔子叫他先回答自己的问题，颜回就说：“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这便引出孔子一段关于忧乐的言辞：“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之有忧之大也。”
　　他讲，你若是只要解决一身一国的“小我”问题，不忧虽然也难，但完全可以做到；但若要解决的是系乎天下万世的“大我”问题，千难万险，无论如何都难逃一个“忧”字。这样的“忧”无可排遣，也无须排遣，所谓“知命”，就是知道自己要走的这条路上所有必将存在的乐与忧，同时更明白这条路就是自己唯一能够走的路。《说文》云，“忧者，心动也”，这心动，这不可断绝的忧从中来，在积极的意义上，可以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通。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在曹操那里，文字尚还无关于经国大业和不朽的盛事，它不过是志之所之罢了。而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字深处，从来渴求的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善与美，只是某个真实的人，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于是，在中国的那些最好的诗篇中，对智慧以及一切恒久有价值之物的爱欲，每每悄然转化成对某个真实的人身的爱欲。而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往，庄并不能从诗中知道。任何历史的考证也不能帮助我们更多，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爱欲郑重，郑重到令爱者无时无刻不在省察自己，为了被爱。
　　这教人又想起罗兰·巴特在他被死亡打断的杰作《小说的准备》中的话，“我写作是为了被爱：被某个人、某个遥远的人所爱。”也许，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取决于这样一个遥远的，看似模糊其实又十分确定的人的存在，写作是为了爱，也是为了被爱，是为了某个已经存在过的人，也是为了令自己成为那个可能出现的人。那曾是最初的写作，也将是最后的写作。
　　在论及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一剧的主角时，阿兰·布鲁姆说：“这个如此漠视传统道德的人并没有堕落到自我放纵的地步，相反甚至拥有某种高贵的魅力。”这高贵的魅力，和诗人有关。
　　(选自2012年5月4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