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俐侬、范正明《琵琶记》的改编 琵琶记原文

　　南戏《琵琶记》，元末高明(字则诚)创制，流播六百余年，一直颇受世人的关注。明清时期，不仅市井百姓户诵家传，被目为“《女通鉴》”，而且名公士子的戏曲论著中亦常以为话题。在传承过程中，《琵琶记》为同时或后期的许多剧种所改编，传播形式多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彭俐侬、范正明改编的湘剧本就是以高明《琵琶记》为底本，展现了经典的价值与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中对经典的接受。
　　有人说，改编是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彭范本是在《琵琶记》历史辉煌与现实趣尚的综合考量中扬弃、创作的。在改编中，发生于1956年的“《琵琶记》大讨论”对彭俐侬、范正明影响很大。“大讨论”是在全国范围内戏曲改革与执行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发起的，湘剧改编是“大讨论”召开的原因之一。时为湘剧演员的彭俐侬参加了讨论，彭俐侬、范正明的改编灵感很多就源于“大讨论”时的发言。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尤其是1957年之后，“文艺思想越来越‘左’，改编《琵琶记》的事，也就提不上议事日程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其他复苏的传统剧目一样，《琵琶记》重回舞台，改编工作才旧事重提，《彭俐侬》一书写道：“现在，彭俐侬没什么束缚了，她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她的爱人潜入《琵琶记》中去了”。
　　一
　　彭范本对《琵琶记》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关目和语言两个方面。以关目而言，比较一下原创本与改编本，我们可以看出彭俐侬、范正明的继承与创造。高明《琵琶记》42出，改编本《琵琶记》12场，改编本继承了原著“双线交，替”的结构，并整合、删节、改写、增饰了高本《琵琶记》的内容。
　　从整合来看：改编本第一场“蔡公逼试”涵容了原著三出内容；第二场“伯喈辞官”涵容了原著五出内容；第四场“公婆吵闹”第六场“赏荷盘夫”第十一场“书馆悲逢”分别涵容了原著两出内容。整合过程中作者没有平均用墨，例如“伯喈辞官”一场，即以原著的第十五出“伯喈辞官辞婚不准”为关键情节实写、详写，其他处则虚写、略写。这样处理，既能表现出蔡伯喈懦弱犹豫的性格、无奈屈从的境遇，又突出布局上虚实各异的层次感，在重点突出的同时，取得了缩短演出时间、避免观众审美疲劳的效果。
　　改编本删去了原著部分内容，包括报告戏情、牛氏规奴、牛相教女、新进宴杏园、拐儿脱骗、张大公扫墓遇使、伯喈夫妇上路回乡、李旺回话、庐墓、牛相出京宣旨、旌表等。在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中，昆曲演员白云生建议改编时“登程、选士、坠马、回话、旌奖等可以删去”。彭俐侬、范正明在改编时吸纳了这一建议，这样删节之后的《琵琶记》不仅结构较为集中，而且剧作的题旨和时代人民性的诉求愈趋一致。
　　另外，改编时增加了“打三不孝”一场。这一情节是从湘剧老本继承来的。据说，每当演出《琵琶记》时，不打三不孝观众就不答应——这反映出民间对蔡伯喈的看法。改编本对这一情节的选择，体现出对大众接受的认可。
　　除了整合、删节、增加关目之外，改编本还对原著作了大量的改写，这些改写主要达到了三个目的：
　　突出批判意义。例如第三场“饥荒抢粮”，高明原著用科诨来嘲弄里正和社长，体现了古代戏曲作品的娱乐功能，改编本则从现代接受出发，把科诨描写改为富有深意的对话，形象地揭示放粮官、里正与社长的同流合污，从而加强了批判力度!
　　强调夫妻感情。例如对五娘描容的改写，原著表现描容是源于对翁姑的感情、是祭奠的需要，改编本则突出表现此举为了夫君、是想让伯喈见见亲人的模样。关于上京寻夫缘由，原著交代为“内无三尺之童”，“非是我寻夫远游，只怕你公婆绝后”，而改编本则只写五娘决意寻夫。原著的处理有其时代因素：女子只宜困守深闺，抛头露面是十分不成体统的行为，更何况是独自远行，所以要将寻夫与孝亲联系起来，使寻夫行为在孝亲心意的支撑下合理化。但是，即便如此依然遭遇质疑之音，如清代李渔责难此节不合妇道，并对此作了改写。彭俐侬的改写部分则突显了五娘与伯喈的夫妻之情：侍奉双亲是伯喈的临别嘱托，替丈夫尽孝就是爱丈夫的表现，那么，养老送终之后找寻离别多日、日夜思念的丈夫是很自然的事儿——认为寻夫无需托辞，这亦体现了一种现代接受。无论是原著还是彭范改编本，对这一关目的处理既体现了主体观念的差异，更反映出特定政治文化背景的投射。
　　注重心理描摹，使人物性格更丰满，更符合现代欣赏心理。例如“赵氏闯帘”，高明原著没有这一关目，湘剧老本只写了一次闯帘，彭俐侬把一次增加为三次，强化了“帘”的象征意味，愈加表现出五娘的勇敢精神。又如，改编本还写了张大公的自责：“怨广才，不该苦劝他的儿子攀丹桂”，这种心理变化合情合理，显出张公的厚道。再如“书馆相逢”中蔡伯喈看到画像时的心理变化：
　　(放声痛哭)爹娘哪，双亲!喂呀……(朝像跪倒，旋即惊起，四下探视)谁在?……谁在?……幸喜无人瞧见，若被下人看到，岂不有失我议郎官体……
　　(唱)你既是，蔡邕的爹，伯喈的娘，怎不见，孝媳妇在你身旁……(陷入沉思，忆起——)
　　(伴唱)前有个乡民来访。带来家书报吉祥。上书着：别后容颜无恙，却怎的这般凄凉形状……
　　独白、独唱、伴唱综合运用，深刻地揭示出蔡伯喈的情不自禁及对内心真情的着力掩饰——这些又暗示出他所处环境的险恶、他性格的懦弱，同时，寥寥数语将“拐儿脱骗”一节轻轻带过，可谓言简意丰。“书馆相逢”的结尾，蔡伯喈得知爹娘饿死，在五娘、牛氏的埋怨中决心即使“碰死金阶”也要回乡，性格有了发展变化。
　　二
　　关目而外，改编本语言的创获也颇具特色，值得瞩目。比较“描容”时的一段描写，可以看到改编本的两个倾向：
　　其一对“情”的挖掘。徐渭云高明“描容”等出“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极赞其自然本色，改编本将这种自然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并更加口语化了。高本两段【三仙桥】280多个字，改编本510多个字，增加了两段插叙文字：一段南浦嘱别；一段公婆念儿。增加的部分“使得剧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更丰富饱满起来”。湘剧1952年会演时已有此设计，彭俐侬、范正明在改编时又对个别语句进行了调整，使之恰当地充当了言情的载体——在五娘如泣如诉的歌唱中，观众的心弦被拨动了，这种境界与黄周星所云的“论曲之妙无他，不过三字尽之，日：‘能感人’而已”可谓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