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说说很现实的说说【人生】

　　杭程写有薄薄的一本小书，叫《看戏节目单》——从书名你就能看出来这人有多爱看戏。1986年到 2009年，他看过数百场话剧，收藏的节目单等身而高，书里他挑了部分，谈看过这些戏之后的感受。
　　在这本书不起眼的中后段，他提到一部戏——《丑儿的春夏秋冬》。这篇的文字依然简短，可是其中的语气情感与其他篇目不同。这是 2002年杭程本人自编自导的第一部戏，他写下了当时自己的感受：“我特别焦虑地楼上楼下前台后台乱窜，在大厅我撞到了舞美张慧，他居然跟我一样焦虑，我们俩到剧场门口紧张地抽了一根烟，张慧特别肯定地说：成了。 ”
　　在这之前，杭程是报社记者，“社会新闻、体育新闻、文化新闻都干过”。虽然看戏成痴，但他只在 2000年写过一个剧本《新青年》。
　　2002年，这个爱看戏的家伙，编剧并导演了戏剧《丑儿的春夏秋冬》，“所谓无知者无畏，我当时不知道我干了一件多难多危险的事，以为都是应该的自然而然的，回头一看——我居然去过月球”。
　　“丑儿”之后，杭程真正踏入了戏剧圈，到如今已是十年。十年里，他当编剧、做导演、看热点新闻、读史家笔记，他对戏剧的理解加深了一些，但他选择回到最简单那时，重新排演这部《丑儿的春夏秋冬》，再来一次“月球旅行”。
　　
　　“丑儿”的故事
　　《丑儿的春夏秋冬》讲了近百年的故事，分为四幕，“丑儿”是 2002年一个因家庭遭遇“强拆”而失学的大学生；是 1989年做生意失败没有梦想的“倒儿爷”，是“**”时挽救了一批“坏分子”性命的弹药库保管员；是 1919年一位革命青年的父亲、一个剧场演出的“小丑”。
　　杭程有太多话想说了。他是上世纪 80年代历史系毕业的学生，也是最早留心到“强拆”的记者之一，甫一动笔，便有千言。他要问，为什么现实如此？中国人在追寻什么？“民主与自由”、“传统与现代”该如何找寻答案？问现实还是问历史？
　　故事的灵感，源于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画面：一个又高又大的小丑提了一个大皮箱，突然舞台后区吹起漫天飞雪，节目随之结束。杭程不知道电视里讲的是什么故事，但是他要写的故事就在心中定了型——一个底层人物“丑儿”，一个想要“在风雪中归乡”的故事。
　　四个“丑儿”中最特别的要数 1919年的剧院小丑，他的造型混搭，既有西方的红鼻头，又有中国的朝天辫儿。在杭程的心里，多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互相冲击，使得中国的现实就好似是朝天辫儿和红鼻头的组合，而混搭带来的混乱，需要回到 1919年去找答案——那是一个旧时代过去、新时代打开的时代。
　　而“归乡”——这一贯穿四幕的话题，是他尝试提出的一个答案。
　　他对这部戏充满信心，他相信这部戏蕴藏的“文学的力量”，他认为剧本透露出的思考和情感都“很有劲儿”；他也不认为谈“民主与自由”太过宏大，“戏剧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是可以谈任何事情的。这个戏写小人物的具体的故事，是在地上行走的，不是那种很飞的戏剧”。
　　“导演就是说 Yes or No”
　　20多天即写完剧本，投资方又请杭程当导演。“这我哪儿成啊？”杭程不敢答应，他觉得剧本写得挺好，别让自己给搞砸了。
　　好朋友牟森给了他最大的鼓励。牟森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导？杭程答，不会。牟森又问，哪儿不会？杭程答，哪儿都不会，去排练场我都不知道要干吗。牟森告诉他，导演很简单，就是说“Yes or No”，他们给你一段表演——你就说不对再来一遍，直到“对啦”为止。演员不用你教他表演——这话说到了杭程心坎里，从来没学过戏剧的他，生怕导演就是要教人演戏。
　　于是“青年记者”就变身“戏剧导演”，导起了戏。
　　他常年看戏，一做导演，一帮朋友都来帮忙。戏的艺术总监是林兆华、顾问牟森、作曲张广天，舞美设计张慧。这个令人艳羡的组合，毫无疑问推了杭程一把。
　　杭程说，在排练场待了两三天，立刻找到了当导演的状态，他看过那么多的戏，一眼能看出怎么好怎么不好。
　　当年饰演剧中“艺术家安士莱”的李乃文评价导演杭程说：“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专业，他不会顾及很多，也不会被专业的东西束缚住手脚。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快乐，但同时也很无奈，他无法将自己的一些想法通过专业术语表述出来，我们经常因为交流上的问题而闹出很多误会。 ”
　　杭程说自己是表达型的导演，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故事，想跳出来说话，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出来。10年前的那场演出，有好多段演员是要跳出戏来“说话”，代替编剧表达思想。
　　在排完《丑儿的春夏秋冬》之后，他曾经接手导演一部商业戏剧，由他人编剧。他自己给剧本加入了一些演员的独白。这样一来，“演出就有两层皮。一到我的表达，就鸦雀无声；一到搞笑，全场欢声雷动”。他意识到，这种生硬的表达特别“事儿 B”。
　　这次“丑儿”复排，他删去大部分突兀的表达，努力充实故事的细节，希望用故事来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跟观众是对手的关系”
　　杭程说《丑儿的春夏秋冬》是一部不喜不悲的正剧，而现时的原创戏剧大多轻松、搞笑。杭程诚实地说，他从不考虑“好不好卖”这回事。
　　他说：“我不追求效果，或者搞笑，但是我追求强烈，我要让我的表达强烈、极端、触动你，我做的戏不是伺候人，我跟观众是对手的关系，我会拿全部的本事跟你较量过招，我觉得这是我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这番话在他口里说来毫不做作，他说起上世纪80年代时金光闪闪的理想主义，对思想和知识的如饥似渴，聊天言必及“生活的意义”。
　　很多人认为上世纪 80年代的年轻人在记忆中夸大了那个时代，但毫无疑问的是，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的确渗入了杭程的身体，纵使时光流转，等他开始做艺术，已经不是最最纯粹的艺术环境了，但表达自我的渴望从未停止。
　　他说：“十年来，你看我有哪个瞎搞的不着调的那种戏?我也做过商业戏，走过弯路，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不认真的戏。 ”
　　杭程住在胡同的小院里，读书、思考、写剧本，还是习惯冷眼看现实，再向历史找答案。事实上，他认为《丑儿的春夏秋冬》回溯到 1919年，仍没能从源头上找到现实的答案。所以，他又写了《蚂蚁没问题》，再向辛亥革命追问。以后，他还期待能写一个关于共产党历史的戏剧，“心里憋着话呢”。
　　而在戏剧上，他当编剧当导演，也打算看看来时的路——再拾起钟爱的“丑儿”，看看自己青涩时的那股劲头，把皇皇百年，再搬上舞台演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