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重新发现的难度与限度】儿童文学作品推荐

　　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旋风般刮过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热相比，关于“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在儿童文学批评领域的出现似乎是悄然发生的。2011年初，在一套名为“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系列儿童文学选本的前言中，选评者用了“重新发现”这样一个充满理论建构色彩的词语，来概括这套以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为选文对象的儿童阅读选本的编选意图，同时也用它来描述编选过程中至为深切的某种阅读体验。这是关于“重新发现”的思想第一次在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一个公共空间里得到正式传达，但却并非作为严肃的学术探讨，而是放在一个儿童读本的开场白上。显然，这样一个富于学术性的理论话题的提出与它所依托和指向的“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语境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越出常规的错位。
　　这一错位感传达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讯息，即关于“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思考首先是从最直接、最具体的儿童文学当下阅读经验中生长起来的一个理论话题。它在文本阅读的朴素层面上表达了对于既有的儿童文学历史评价体系的质疑，以及对于改写这一评价体系的可能性的思索。而它的初衷正是要避开既有文学史定论的干扰，遵循最为鲜活的个人阅读经验的导引，从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是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作品集合中为今天的儿童读者重新挑选出一批“优秀”的文本。
　　这一直接建基于阅读体验之上的“重新发现”思想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重读意识，有关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难以实现其批评面貌的当代革新；在陈旧的研究框架下，甚至历史研究本身也逐渐成为了儿童文学领域一个不那么引人关注的批评方向。尤其是在文学史领域，直至近几年，某些新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历史著作，仍然依循着1949年以来的正统文学史观。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上述“重新发现”思想的启示极有可能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格局的当代更新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事实上，对于历史文本的重读本身正是文学史重读的一个重要部分。沿着这一“重新发现”的路径继续向前，我们将会发现一些承续至今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历史叙述与结论，事实上都布满了有待重新填补的可疑的缝隙。
　　“重新发现”的难度
　　来自文本阅读层面的“重新发现”包含了这样两个方面的操作内涵：第一，它是站在今天的童年观立场上反观历史上的儿童文学文本，继而在童年精神价值的层面上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估；第二，它试图以演进至今天的关于儿童文学艺术性的认识，来重新考察和评判历史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一从“童年性”与“文学性”立场出发的文本反思恰好切中了旧有儿童文学史评价体系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然而，从面向儿童文学文本的“重新发现”到面向文学史的“重新发现”，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迁移的问题。当“重新发现”作为一个文学史问题(而不只是文学鉴赏的问题)在儿童文学领域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显然并非直接的阅读经验可以解决。这或许也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来自一般文学界的许多理论资源在儿童文学界被迅速转化为相应的批评操练时，引人注目的“重写文学史”话题却并未在儿童文学理论界引发应有的关注热情的隐在原因之一。在儿童文学领域，对于既成文学史的重新梳理、评价和判断始终面临着来自现实环境、文献保存、研究传统以及自身批判精神等各方面因素的阻滞。
　　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类的特殊性质及其发展的现实语境来看，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它通常是最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那个文类。事实上，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初诞生都是一个与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流播意图密切相关的事件，而其艺术发展也一直出于自愿或者被迫地受到意识形态的紧密钳制。这使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儿童文学的创作很难在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之外寻找到更多自由的艺术缝隙。例如，在20世纪30至6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除了《呼兰河传》等一部分徘徊于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边界处的作品之外，那些出于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而产生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偏离正统意识形态而以艺术性为第一要素的文本。显然，政治性的压力也难以在这一惯于服膺的文体内部催生出类似成人文学界的“潜在写作”现象。这样，对于某段儿童文学史的“重新发现”所指向的或许只是与这一文类的历史境遇相关的某种无所发现的尴尬。这意味着，如果要对迄今为止的儿童文学史进行新的叙事编排，挪用成人文学界的理论成果并不见得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操作方法。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重新发现”的尝试，也需要一种建立在对于其历史的全面、深入、审慎的把握与思考基础上的方法论创新。这显然是有难度的。
　　当然，如果我们愿意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细致的梳理和重读，一定会获得另一些不同于既成文学史定论的发现。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这种“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尝试需要来自足够数量的文本考察对象的支持，但是相比于西方儿童文学界从其文化传统中继承的完善的文献保存与建档制度，我们对于早期儿童文学书籍的保存意识向来十分淡漠，再加上历次文化运动的影响，近一个世纪儿童文学作品的佚失状况难以想象。这就增加了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儿童文学史进行相对完整意义上的重新考察的难度。在英语世界，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持续推进是以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丰富、多元的专业童书收藏为研究支撑的。例如，据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统计，至2007年夏天，美国各个高校与地方图书馆的专业研究性童书书库就有近30个，其中包括美国长岛大学收藏的专供儿童文学研究之用的1910至1960年间北美儿童文学读物专库，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有15世纪以降的珍本儿童文学书籍、手稿等的考特森儿童图书馆等。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界自觉的历史图书收藏意识还无从谈起，很多时候，对于特定文学进程的历史认知反过来倒要依赖现有的文学通史著述，更谈不上对其历史叙事展开反思。
　　假使不过多顾虑上述历史现实和文献条件的不利因素，对既有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重审的便宜策略之一，是参照当下的童年观、儿童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传统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展开系统的重新研读与批评。就“重新发现”的目标而言，它要求作史者从某个坚实的现代童年观和文学观的立场出发，将特定作家的创作放置在开阔的文学史层面上进行考察，继而对其作品提出有依据、有见地的重新分析和判断。显然，文学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时间发生问题，也是处在时间中的特定文学思想、情感与艺术性的建构问题。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于研究者来说，一种深具当代性的对于历史过程的重新认知和评判，在历史叙述中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现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关于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历史叙述中，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的“当代性”恰恰是缺失的。事实上，即使在当下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中，上述由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理解而生的对于童年与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性”的认识，也是难以看见的。大量儿童文学的作品评论往往集中在一些非语境化的文本剖析上，而缺乏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学时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