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婚恋网最靠谱【延安婚恋故事】

　　革命＋恋爱　　延安的婚恋往事极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干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爱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 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只能在献身抗日的旗帜下有所限制。1937年9月的“黄克功事件”以前，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说“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
　　红小鬼陈丕显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才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来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根据地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情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服从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福兮祸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即使在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也是如此。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范元甄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的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保证完成任务”与“非‘大’不嫁”
　　延安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4月则是8:1。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销，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学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抗大某女生拒绝过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之妻）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真正坚持“平等”的，终属少数。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 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他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言：“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还有“组织分配”：19岁的姑娘朱明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937年，22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便走上夫人岗位。（《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
　　婚恋问题要组织批准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仍是免不了的事情。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答复。但在“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不得不诚恳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