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化

编者按■“黄达-蒙代尔讲座”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以培养在东西方两个平台自由往返的高素质经济学人才为宗旨的，高起点、高层次、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准的经济学讲座。《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五连续刊登历次讲座的演讲实录，以飨读者。

■本文是麦金农教授发表的题为“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的演讲实录，并配有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的精彩点评。原文被收录在《黄达-蒙代尔讲座（第二辑）》中。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到人民大学来，能有机会一起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我声明我不经常上电视，如果中间有停顿请大家见谅。中国现在已经破除了金融压抑的影响，人们被允许建立银行账户和积累各种货币资产。中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高储蓄的两难问题。为什么说两难？首先，东亚地区不光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高储蓄率，这造成它们在国际收支上反映出有一定的盈余，美国是低储蓄国家，它就有了贸易上的赤字。现在对东亚很多经济体来说，“高储蓄两难”问题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东亚经济本身也在逐渐一体化，它们之间的贸易在增加。

从各地区出口占全世界出口总量的比例看，东亚内部出口量逐年在增长，其中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到全世界出口总量的50％，其他地区这个出口量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同时，美国占全世界出口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大家注意，我们这讲的是相对的比例数字，如果考察绝对数字，欧洲人会告诉你欧洲出口总量实际上是逐年提高的，但是占世界出口的比例是在下降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进口情况，东亚地区所有经济体的进口总量占全世界进口总量的比例是逐年上升的，2002年达到60％，中国大陆的进口占东亚地区的一大部分。贸易总量中有一大部分进口是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到中国来，然后通过加工出口到美国，这体现了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有大的贸易逆差这样的现象。2003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全家在一起过节，我的孙子、孙女打开礼物，几乎所有的礼物都是中国制造。

中国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大家都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威胁，实际上由于以上提到的贸易形势，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整个东亚地区相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都体现为中国的贸易顺差。

东亚经济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们主要使用的是区外的货币作为其主要的贸易计值货币。大家知道要想查到一个贸易国家使用的货币统计数据是非常困难的，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同事，他从韩国的央行找到这个数据，把韩国在出口和进口贸易中所使用的货币都按照占总的进出口的比例列出。到2000年韩国进口的80%使用美元，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是日元，日元使用总量在韩国的进口总额中占到12.4％。但这还是比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总量少很多，大概占一半左右，所以在韩国这样的东亚经济体制中，使用的进出口货币中有12.4％用日元，其余部分全都是美元。而且即使这样，12.4％的数字也都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中使用，很少在其他国家之间使用。除了日本与东亚经济体的直接贸易，其他经济体之间比如说新加坡和中国做贸易或者跟泰国做贸易，它们之间不会用新加坡元而是用美元，这明显是美元本位制的体现。

美元本位是历史偶然造成的，这是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可以看到东亚的货币大多数都对美元实行很相近的汇率政策。我们现在看一下东亚经济体的表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变动很小，其他的东亚货币对美元变化也是很小的，这里面只有一种货币，日元对美元变化幅度比较大，其他东亚货币相对美元来说比较稳定。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这些经济体受到很大冲击，它们在危机之中对美元的汇率变动比原来大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东南亚金融危机归咎于东亚的小国，它们对美元实行软性钉住的政策，并认为这样的汇率政策使它们吸收了太多的国外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所有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提出不能采取对美元钉住的汇率政策，如果这样做还会产生危机，但是它惊讶地发现危机之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02—2003年又基本上回到危机之前对美元实行软性钉住的政策，有一个特例就是日元。

我们在各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中的美日汇率波动可以看到，日元对美元的波动幅度一直很大，而看到其他国家都是在危机的过程中波动比较大，我们看到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波动是比较大的，其他货币则比较小。现在这个汇率体制除了人民币和美元实行钉住外，还有一个国家——马来西亚的货币也是跟美元实行38林吉特对1的钉住制度。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发达国家的货币基本上对美元的波动比较大；发展中国家在非危机情况下对美元的波动幅度比较小，即我们所谓对浮动汇率的恐惧现象。

德国马克、欧元和瑞士法郎，这几种货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很大，这是一个经常的现象，所以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很严重的警告，不要回到原来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之后还是回到了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机制让它们愿意跟美元实行钉住。大家知道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元本位制度实际上在全世界贸易之中的反映就是贸易使用的计值货币大多数是美元，另外还有美元作为世界名义汇率的基准，其作用是使其他的货币如果跟美元钉住，国内的价格水平将有变化。20世纪50—60年代除了苏联以外，世界上其他国家主要采用固定汇率，美元相对于黄金也有一个汇率，这段时间各国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水平。实际上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内价格水平一直比较稳定，对美元实行钉住的其他国家内部的价格也比较稳定。60年代的时候这种体系就有瓦解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美国通货膨胀的趋势变得很明显，尼克松总统要求马克立即升值，基本上解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各个国家使用的钉住美元的这样一个汇率制度。之后我们看到国际金融舞台出现各国使用的浮动汇率，汇率的波动相对美元很大，本国的利率水平也有很大变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经过80年代调整，90年代到2003年美国的国内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名义基准，使它们的价格水平稳定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各国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有两个重要的激励，如果钉住美元就形成了固定的汇率，可以通过美国的价格稳定来稳定国内的价格水平。另外一个激励在外汇市场，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可减少外汇市场的风险。

美国有两个经济学家在1999年提出一个新的经济概念：“债务经济”。负债较多的经济有一种特质叫做原罪。原罪是什么意思？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的一些特殊的经济发展条件，贸易上面有比较大的赤字，一直进口会大于出口，这是用外币形式进行的借债。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以及现在的拉美，这些经济体当时具有原罪的现象，大多是以美元计价的，在货币和外汇市场上对它们的攻击非常容易使套利者得逞，这样的话会使本币贬值，以美元计价的贷款变得无法偿还，也会使金融机构破产。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附带的现象有大规模的美元贷款，造成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对冲的交易，这也是很难进行的。即使本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很好，但是外汇市场发展不好，对外汇的市场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们对于这些国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使汇率相对稳定，对本国的债务来说才会有一个相对价格的稳定。但是我们都知道1997年以前东亚的经济现象，不再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有贸易的赤字而不是盈余，造成东亚国家积累了流动性较强的美元资产，这些债务经济有较强的贸易盈余，这就出现了新的现象即刚才说的“高储蓄两难”。它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由于没有办法用本币向外国提供贷款，也就是把钱借给外国人，只能借美元，它们手里持有较强的美元的流动性资产。这样的一个经济面临另外一个危险，当投资者如果什么时候不想使用美元并将美元抛出的话，本国货币即将面临着升值的危险。

我们现在做一下名词的翻译，我们从原罪讲起，我的学生帮我找了一个相对的概念，更适于东亚的大众，基督教中有一个跟原罪有关系的词语就是前世，这个原罪在基督教里面说的就是这样的概念，不是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后天的过错，是与生俱来的缺点。经济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债务经济借很多债，到最后不能用本币发行贷款，只能用美元贷款，这就使它们以后有很大的潜在因素受到冲击。现在的金融货币体系主要是美元和欧元占压倒性优势的地位，也使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很难取代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这样的一个系统形成了，很发达的经济中的日元也无法取代美元和欧元的地位。

在两位教授提出原罪概念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新现象，东亚经济对外国经济体有贸易盈余的状况，就创造了新的名词即跟原罪对应的“高储蓄两难”这样一个概念。在英语里面原罪的反义词是受挫的美德，罪是美德的反义词，为什么东亚经济有很高的储蓄率成为两难呢？储蓄多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看到东亚经济是很具有美德的——高储蓄率，美国人是没有美德的，储蓄率一直较低。也许主持人可以帮我们找一些其他更准确的翻译，“受挫的美德”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翻译，我们用一个“高储蓄两难”的词。我们要经过讨论再找出更好的翻译，将高储蓄两难的主要现象再重新解释一遍，高储蓄是通过国际收支项目下的出超现象为外国人提供贷款，给外国人借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两个现象，一是外国人抱怨这个国家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八成因为货币的价值偏低；另外一个现象国内美元资产持有人越来越紧张。万一本币升值的话，他的财产相对价值会下降。一旦出现私人抛售持有的美元资产的时候，该国政府就面临两难选择，将本币升值或不接受这些美元货币。若是该国货币升值，它不仅会失去商业上的利益，出口会比较贵，进口会比较便宜，会出现贸易逆差或顺差减少。日元不断升值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一直到陷于流动性陷阱这样的境地。与中国相比，日本经历的高储蓄两难的情况时间更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都受到这个现象的干扰。美国要求日元升值，一系列日元升值造成通货紧缩，到现在仍不能自拔，造成了利率很低的现象。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政府两难，如果不把本币升值会导致外国的贸易制裁，特别是美国。看到日本从70年代到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仍然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拒绝升值的话美国就会威胁它、制裁它。可喜的一点是和日本相比，中国政府坚持固定汇率，并非常坚定地保持了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日本没有这样做，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上下变动不止。这点是人民币和日元对美元在汇率上的主要区别。

我大概给大家简述一下这些问题，如我刚才所预言的，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大规模官方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增长过程呈现这样的趋势，一直到2003年、2004年外汇储蓄增长小于入超的局面开始改变，到2004年尤其中国和日本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的增长实际上大于经常项目下的盈余，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私人的美元资产持有者，他们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本币、日元或者人民币等等。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根本的外汇失衡的情况，实际上由于这些美元的持有者，如日本的投资者像保险公司等等，一般都是用本币计值。如果资产用外币的话，汇率会下降，这样就造成刚才说的那种现象。从经济基本面的变量来看，这实际上并不构成失衡的主要原因。我们拿中国做一个具体的分析，从中国的国际竞争看，基本面的这些变量实际上都没有反映出中国的汇率方面的问题，价格的使用和国际上的价格尤其与美国的价格是一致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保持一致，没有失衡的可能。

我们看到当中国这样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生产率提高非常快的时候，一些头脑简单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药方，如果生产率提高非常快，需要升值本国货币才能够跟它取得一致。但其实他们不了解，在汇率稳定的时候整个系统有一个更好的调节机制。拿1965—1970年的状况给大家做一个例子，日元对美元是360比1的比率，日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50—1970年20年当中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2.2％，工资增长也很高，平均增长10％，这两个是可以互补的，那么由于这个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很相近，就体现了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样使美国和日本的批发价格指数，以及贸易产品的价格增长都是非常相近的。这一现象带来了哪些影响？日本和中国现在比起来，日本是一个更加封闭的经济体，在这样的经济体中服务业是不开放的，服务业在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工资提高得非常快，它惟一的选择是把自己的服务业的价格水平也提高很多，大家看到提价的结果在零售价格方面，它的指数比美国提高速度要快得多。当一个国家零售价格指数、非贸易性主要是服务的价格比贸易价格提高得快，使得在1950—1971年中日本并没有在整个经济对外的平衡之中产生任何失衡的现象，原因是价格指数有所调节，工资提高的速度跟劳动生产率相当。这个过程之中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现象是日本在整个发展中狭义货币供给量增长非常快，达到16.1％。这样的速度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日本央行始终把内生变量作为为日本提供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能。那么我们再看同样的经济数据，拿中国和美国做比较，中国在1994—2002年，同一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中国也是非常显著的，年均10.77％，跟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变量，名义工资的增长率为10.8％的情况下，它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相当的（见表4）。

将中国1994—2004年这一时间段和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比日本高很多。从服务行业看，外国的零售公司都进入了中国，像沃尔玛、家乐福等，这几个公司在中国各地都有分店，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服务行业的价格始终压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价格水平有较大的差别。在这几年中，中国零售价格指数与日本不同，没有比批发价格的指数高很多。由于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是使汇率保持稳定，这跟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相近，也就是说使得国内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给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货币供给多少必须与国人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取得一致，我们看到的典型现象是狭义货币平均增长率为17.82％，这个速度非常快。中国零售价格一开始有所上升，后来有所下降并呈现比较平稳的状况。但是它的批发价格指数——我们在这里对中国的批发价格指数使用另外一个概念，因为中国并不提供批发价格的统计数据，我们使用市场价格这个很相近的概念——过去三四年中，2004年之前呈现下降的趋势，呈现通货紧缩的现象。中国虽然执行的是固定的对美元钉住的汇率政策，有比较明显的名义工资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在2002年这是很高速的增长。各个行业之中名义工资的增长实际上是非常平均的。有一个趋同的趋势，都增长很快，这种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调节。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用工资增长调节高生产率的增长，使用货币供给调节经济增长，这在固定汇率制前提下会发挥比较好的作用。

经济学家里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始终使用一种模型——弹性模型，结论就是一个国家货币的价格，即汇率会影响到它的贸易平衡，汇率升值的话，就会使入超减少，出超增加，反之亦然。这是错误使用模型的方法。上过经济学课程的同学大都学过弹性模型甚至亲手推导过该函数，也许你们比我还了解弹性模型。这种模型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模型之中的经济体必须是比较封闭的经济体，而不是现在看到的现实状况中很开放的经济体，这种封闭经济体中的重要现象是其货币政策不会为其汇率政策所影响，那么这一模型——弹性模型实际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英国经济学家的发明，比较好地描述了在四五十年代英国的经济现象。当时的英国是相对孤立的经济体，并不是非常开放，贸易的很多部分都受到限制，而且服务业也非常不开放。由于有这样的特征，货币政策并不会干扰它们的经济政策，反之亦然。经济学家像将军一样有这么样一个比喻，将军用以前的作战经验打未来的仗，比较好地准备上一个仗而不是下一个仗，如果经济学家使用这样的弹性模型的话就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样的模型是不能使用在现在这样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中的。

对于学经济的学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一点是放弃弹性模型的最基本的假设，也就是说这个模型指出的结论，如果通过调节汇率的水平，能够改变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并且可以预测向什么方向改变，是不太合适的，必须放弃这个念头。这里不给大家做很多理论公式的推导，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现象大家可以思考一下。70—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日元相对美元的升值过程，我们看到最后有什么结果，没有出超的减少，反倒是盈余比当年大很多。有很多其他经济变量需要考虑，如果我们保持汇率稳定，其他政策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现在的情况，为了降低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压力，我们考虑针对贸易性赤字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比如说履行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解除进口的限制，取消出口补贴等，以降低对人民币的压力。虽然在一定的经济情况可能是我下一个提供的建议，有可能比较困难，美国实际上是强制要求其他东亚经济体对其保持贸易的顺差，虽然不这样讲，但是不储蓄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我建议中国如果可能的话能够降低贸易盈余，甚至可以出现贸易赤字。这是有好处的，对于中国来说有大量的外汇投资提供给中国，这些流动性资产可以弥补贸易赤字的不平衡。我们知道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带来管理的经验，带来专利等等，这些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大家要知道中国人现在并不缺少外资，我们并不需要到纽约或伦敦的资本市场上借钱到中国用，可以考虑从中国市场上获取人民币。如果借给它们的钱，它们进行投资的话，可以成功地减少现在私人企业和一些人手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可以有效地减少美元对中国的投入。在2003年央行用发行货币的政策来保持较高的内需，同时保持国内产出的快速增长，而2004年我们看到有更新的经济现象出现，中国经济有明显的过热趋势，有两个严峻问题，一个是华盛顿制造的美元基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把整个美国的利率水平仍然保持在过低的水平上，这是一个具有过度通货膨胀性质的货币政策；另外一点是中国的银行现在对外资企业的贷款可能过多了，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在2004年6月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会上能够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这会缓解中国面临的问题。另外一点，由于整个货币的供给增长还是过快，最近的速度，也需要央行保持原来冲销的过程，在外汇市场上冲销甚至加大它的力度，从而减少国内的整个经济过热的压力。此外，就是要提高各个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储备金率，从7.5％可能要进一步提高，这样可以减少市场贷款的数量，如果可能的话可以提高贷款的利率，这样可以维持商业银行的利润率。我们刚才提出的政策建议，最重要的是维持8.28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我们看到中国在有效维持汇率方面有很高的可信度，这点我们希望可以保持。另一个是希望放缓自由化的进程，还有外资银行带来的资本，不要让它们带来大量的资本。两天前我们在大连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央行组织的一次会议，提出建议希望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有更大的灵活性。这样一个词在英文中有很大潜在的含义，灵活是很好的意思，它的反义词是古板，没有人想用古板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大家都希望灵活。这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我们刚才介绍实际上说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保持一致，同时要稍微灵活些不要古板，希望在保持8.28的中心汇率的基础上，放开一个区间，比如1％、1.5％这样一个区间，让人民币汇率进行一定的波动，这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也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解决。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要改变，这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我们需要坚持。通过放开1％~1.5％的区间，实际上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一些商业银行在日常结汇中的非常繁忙的工作。只有8.28的汇率则比较窄，如果有一个区间可以让一些经济体进入协助央行进行结汇的工作，可以给它们一定的套利空间。另外一方面建议待国内银行把坏账清理完毕以后，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跟现有的银行进行竞争。这点非常重要，主要原因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不是它们自己造成的，而是当时对国有企业的倾斜造成的坏账的积累，这样政府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允许它们对坏账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然后把外国银行放进来与其竞争这才比较公平。

看到在1997、1998年中国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中国经济受到紧缩的压力，然而中国政府顶住了这个压力，并没有听从一些人的建议，改变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跟其他货币一样贬值，维持了8.28人民币对1美元标准的汇率，同时朱镕基总理实行了1000亿美元规模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整个凯恩斯方式的运作过程中，中国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可以归功于货币汇率的不变，中国成功地运用这样的政策顶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蒙代尔教授提出的一个模型当中有一个推论，我们看到它的财政政策对汇率在开放的经济体中是这样的，财政政策只有当人们有稳定的价格以及利率预期的时候才有效。2004年面临比较明显的经济过热情况，这需要的是一个与1998年政策相反的财政政策，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紧缩政策有可能降低一部分政府开销，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性贷款，政府要求商业银行贷款放缓。这样可以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使财政政策对经济过热有刹车的作用。在座诸位可能很习惯了，美国的经济专家告诉中国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政策才对，我们中国人应该让美国人怎么做才对呢？最重要是如何能够让美国放弃其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坚持，改变它1％的基准利率水平的政策，能够让利率水平及时提高。维持很低的利率水平对全世界基本商品的价格有很大压力，过去一年当中几乎达到30％。如果美国能够提高其利率的话，有几方面的帮助，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大大减低大规模资本流入中国的情况，从而使得央行对外汇市场冲销过程有较大的减轻作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流到中国来；另一方面对于全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遏制作用。

我提出两个建议，一是让美国提高短期利率，改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美国利益之所在，也是中国利益之所在；二是在长期内控制收支平衡。政府的行为很难让美国人都能理解，让美国的政治要人都能够理解如何来做，一方面这样的现象比较简单，美国政府现在有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同时加上私人企业、个人的储蓄量不足，造成总体储蓄不足，反映在收支上就是美国有大规模赤字，强迫东亚国家升值货币以形成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清楚的现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意识不到这点，这样做是有一定问题的，为什么意识不到，因为东亚的央行、中国的央行，日本央行更不用提了，它们都在进行外汇市场对冲。

东亚的央行购买很多的美国长期政府债券，它们的购买使得美国债券有很大的需求，美国债券的收益始终不会提得很高。因为美国人一直从外国借钱，有大规模的赤字，没有提高利率的可能，现在让美国觉得借钱没有什么不好，反正价格也没有那么高。由于这些东亚央行一直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政府借款成本一直不高，所以很难让这些政府官员认识到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比较简单的经济学家给政府说不能这样做，如果以后利率上升的话，成本会大大提高。美国政府自里根时代起一直借款，赤字的情况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看到政府贷款利率的提高，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也没有这样的问题，也确实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世界上占压倒优势美元本位制的问题，它的信用是没有止境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提醒美国官员注意。最重要是说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一个事情，准备如何跟美国官员讲，美国始终拥有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实际上这不利于工业发展，工业从美国转到东亚地区，结果是美国政府向外借款，从外国进口，并且从外国进口大于美国出口，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工业从美国移出了，昨天我从大连开会回来的时候，到大连机场乘机之前有一个欢送仪式，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刚刚淘汰波音飞机，并购买了一架新的空中客车生产的飞机，用欧洲的飞机取代了美国的飞机。总体来说，空中客车取代退休的波音飞机，把波音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希望波音公司能到华盛顿告诉总统赶紧把政府大规模的赤字减少，这样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发展。起码美国现在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再干预其他国家的汇率，保持汇率的中立。

演讲嘉宾介绍麦金农教授1956年获埃尔伯塔大学文学士学位，196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他长期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自1984年至今一直担任该系W·D.依贝尔（William D.Eberle）国际经济学教授，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经济发展理论、东亚经济和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工作。此外，麦金农教授自1965起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自1999年至今仍然为我国香港金融局提供货币政策咨询。他还是《经济学家》、《金融时报》、《华尔街期刊》的编辑。

麦金农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浮动汇率下的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国际货币体系选择、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增长而实行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为保持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准备金政策和汇率、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和过度负债、转型过程中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东亚金融体系、作为核心货币的美元本位、日本的流动性陷阱、中国的快速增长和东亚小经济体的同步商业周期等。

麦金农教授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国际汇兑中的货币：自由兑换货币系统》、《货币稳定性的国际本位》、《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游戏规则——国际货币和汇率》、《美元和日元——解决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东亚美元本位——汇率和经济整合》。此外，麦金农教授还发表论文110余篇。

麦金农教授是世界上首先分析、指出“金融压抑”对经济成功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经济学家。他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成功地分析了金融压抑的危害，使对该问题的讨论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此外，他在《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给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并将之应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前苏东国家、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转型。可以说，我们的经济改革和转型能够如此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麦金农教授。

麦金农教授对于国际区域货币汇率安排也造诣颇深。当欧元作为单一货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在东亚和拉美这样的区域中剧烈的汇率变动和宏观经济失衡仍然随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麦金农教授早在97年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分析后，在《美元和日元——解决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和《东亚美元本位——汇率和经济整合》两本著作中提出了“东亚货币锚定美元”的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更是明确表明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以及该主张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和意义。

总而言之，麦金农教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也建树颇丰。他已经成为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奠基人和权威，他的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当局引为圭臬，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名家点评“人民币会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这是2004年5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论坛中论题四的副标题。当时，人们颇为热衷这个题目。的确，这不是不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类问题总给人以一种急促的压迫感，好像就是催促回答一个“是”或“否”。我与麦金农教授是这个论题下的两个发言人。我没有试图径直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还是“就题答卷”，在《人民币的风云际会》题目下就“人民币”讲了讲：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上重要货币的俱乐部，并在摩擦中妥协，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和前进的路。麦金农教授准备的这篇讲演稿更是没有环绕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展开论述。在论坛的会场上，麦金农教授只是提纲挈领讲讲要点，这是我直接听到的；全面讲述是在前一日面对学生、教师和记者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我没有参加。后来看记录，在记者锲而不舍地追问下，麦金农才做了这样的回答：“人民币成为世界性的第三大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几十年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到那个时候才有资本谈论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前景”。

然而，麦金农教授的这次讲演，是以俯瞰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广阔视野，指出了正确认识和破解二战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所形成的世纪性课题之路。是极有见识、极有深度、极有启发意义的讲演；比恭维一句人民币将会如何如何的意义不知要高出多少倍。麦金农教授没有给自己的这篇讲演标出题目，整理讲演的人士，还是给安上了这个与内容不怎么贴切的标题。

重新阅读这篇讲演稿，有几点印象甚深：

其一，关于美元的地位，麦金农教授说了一句极为简短的话：“美元本位是历史偶然造成的，这是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上半句里极其轻灵的一个词——“偶然”，应该解读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种种历史机缘所形成的合力。下半句是说了一句老老实实的话：事实是必须接受的。的确，如果不做认真分析而谈论什么把美元拉下世界本位币的宝座，那不过是一种意愿。

其二，“高储蓄两难”，这是对于美国与东亚诸国之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之间，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关系状况所做的简明而又颇能说明问题要害的提炼。半年后，他专门出了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储蓄率逐步升高而且持续保持高水平，其中以中国最为突出，与之同时美国却一直保持着极低的——有人分析有时甚至是“负”的——储蓄率。在国际贸易上，东亚有巨额的顺差；美国则是长期的逆差。麦金农教授分析，由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增长，因而就形成东亚的顺差与美国的逆差直接对应；又由于贸易总量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国从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然后通过加工出口到美国，于是整个东亚地区相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他说：“中国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大家都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威胁……”

也许在具体分析方面会提出不同的说法，但无容置疑的是：中国极高而且持续的高储蓄率同美国持续的极低储蓄率是形成中美之间贸易格局的根源。在上世纪前半，美国极富极强，中国积贫积弱，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中国变化巨大，虽然与美国比富比强还差着一大截，但却成为美国的债主。有人把今天的这样的格局概括为“失衡”，那失去的是否是贫富强弱强烈对比的平衡？显然，这是回不去的平衡。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才叫平衡？恐怕应该这样认定：今天的格局正是原有的平衡被突破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平衡。当然，今天的平衡也不会万古长青，并终究又会被更新的平衡所代替。

如果承认这样格局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那就应该寻求处理好方方面面利益纠葛的途径和准则——用时髦的词就是力求“双赢”、“多赢”。有的美国人（现在好像有些欧洲人也参加近来了）无视“根源”，不愿正视自己储蓄率极低的事实，一厢情愿地要采用广场会议的故技，压人民币升值。麦金农教授指出了一个事实：“70～9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一系列日元相对美元的升值过程，我们看到最后有什么结果，没有出超的减少，反倒是盈余比当年大很多。”压人民币升值的美国人中不会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而又施压，那无非是另有所图。

其间，也引起我们有些人声讨“高储蓄率”，似乎“高储蓄率”将给，甚至已经给中国造成怎样怎样的祸害，其中也包括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储蓄率过高会带来种种矛盾，这是无疑的。但在观念里，对于高储蓄率在一个奋力发展国家中的关键意义竟然若有似无，则不免令人奇怪。扩大内需，是应有的政策。但扩大内需的有效实施，也不可能——好像也不应——在一个极短的期间硬生生地把高储蓄率拉下马而实现进出口的“平衡”。

其三，在谈论汇率和进出口问题时，麦金农教授告诫：“对于学经济的学生来说，我认为最重要一点是放弃弹性模型的最基本的假设。”

“弹性模型”是经常被引用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用之分析汇率与进出口的关系，简明扼要。但认为直接依据这个模型调整汇率，就能调整进出口并从而调整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基本格局，多少有点蚍蜉撼大树的意味。在经济学界，包括中国的经济学界，不少人对这个模型过份钟爱。不信他们讲的这一套，说你不懂现代西方经济学；现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权威讲了，不知道过份钟爱这个模型者有何想法。

其四，对于当前这种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格局，麦金农教授主张以保持稳定的汇率机制对应。在论证这个主张时，他运用了相当复杂的分析框架，其中包括汇率、价格、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以及开放程度等诸多变量——对于分析现代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关系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变量。这方面的分析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严肃治学学风。有志于把握其分析思路者，可以循着这次讲演的线索进一步研究。

其五，是他给中国提的两条建议：

一条建议是要守住8.28:1（这也是那时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建议），同时采用1%、1.5%这样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波动区间。讲演是在2004年的5月。但过了一年多，人民币走上升值的路程：从2005年7月22日起到现在的2007年10月，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已突破10%。是不是我们走了另一条路？其实，对于人民币的种种主张不过是两条路：一条是广场会议之路，急剧升值；一条路是顶住有害于世界和有关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稳住币值。我们的稳步升值，实质依然是保持世界汇率稳定大局之路。

再一条建议是中国人应该让美国人知道怎么做，比如让美国放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美国人、美国官员认识到无限向外国借钱有问题，让美国不要再干预其他国家的汇率，保持汇率的中立，等等。应该感谢麦金农教授支持中国人向美国提要求。中国人也不时在不同场合提出某些方面的要求。但“说服”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他本人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一个事情，准备如何跟美国官员讲？”在美国，大概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