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我心中的画面【镌刻在我心中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40年前,当“文革”的腥风血雨给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我国文化事业造成极大而空前的破坏时,是《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等一大批阿尔巴尼亚电影满足了我国亿万观众渴望观赏电影的要求。这批思想深邃、艺法颖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不仅成了人们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对许多文艺爱好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像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我们是看阿尔巴尼亚电影长大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影响我走上了文艺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阿尔巴尼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年代摄制的大批内容健康向上,充满豪情、正气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讴歌革命英雄主义的电影却依然有着深挚的怀恋之情。各家电视台现在还不时播映那些影片,就是极好的说明。阿尔巴尼亚红色经典电影,唤起我们许多美好的记忆和希望。我相信回顾这些曾经给过我们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焕发过我们高昂的革命激情的阿尔巴尼亚影片,无疑是一件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阿两国曾是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彼此结下了深厚而珍贵的友谊;中阿两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工作交流与合作也非常频繁,既有过成功的经验,同时还有过值得反思的失误。在纪念中阿建交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科学而慎重地回顾、审视峥嵘岁月的足迹和汗水,也一定会让中阿两国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和倍感惬意。
　　
　　鸟瞰40年的阿尔巴尼亚影坛
　　在阐释阿尔巴尼亚电影成就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这个国家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国土面积很小,只有2.8万平方公里,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二是人口特别少,二战时期人口将近100万,到今天也只有300余万。这样一个土地面积甚小、人口数量极少的国家,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拍摄170多部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故事片,不论从哪方面来讲,都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
　　在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前,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电影事业。1947年4月,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颁布法令,电影院一律实行国有化,并建立国家电影局。于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事业诞生了。电影局在那一年组织拍摄、放映了两部新闻片《欢庆“五・一”节》和《恩维尔・霍查同志访问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地方》。阿尔巴尼亚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系统地拍摄片子,还是1952年“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建成之后(苏联帮助援建的综合电影制片厂)。这家电影厂从建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直是全阿惟一的电影制片厂。阿尔巴尼亚电影史上第一部黑白故事片,是1958年根据著名作家法特米尔・加塔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描述农业合作化风云和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同封建落后思想进行艰苦斗争的“劳动加爱情片”《塔娜》。
　　20世纪60年代,对阿尔巴尼亚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发扬“宁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大无畏精神,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冲破国际上敌对势力的种种封锁,稳健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年轻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工作者拍下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前进的脉搏、歌颂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故事片。如展现人民卫士同潜藏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特殊任务》(1963)、描绘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的急风暴雨中阶级斗争真实状况的《我们的土地》(根据同名话剧改编,1964)、同外国隐藏的特务进行生死较量的《最初的年代》(著名作家法・加塔根据自己的长篇小说《沼泽地》改编,1964)、讴歌为发展阿尔巴尼亚北方山区的教育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生命的人民教师的《光明的使者》(著名诗人拉扎尔・西里奇根据自己的长篇叙事诗《教师》改编 ,1966)、展示英雄儿女反法西斯斗争不朽画卷的《地下游击队》(1969)、《海岸风雷》(1966)、颂赞反法西斯斗争中杰出的女英雄坚贞不屈的《宁死不屈》(1967)、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亚当・雷卡的光辉事迹谱写赞歌的《广阔的地平线》(1968)以及再现民族解放战争中阿尔巴尼亚各阶层人士心路历程和战斗足迹的《第八个是铜像》(著名作家德里特洛・阿果里根据自己的长篇小说《梅莫政委》改编,1970)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影片。
　　70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电影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故事片生产的数量有了巨大的增长,1971-1975年间拍摄的故事片比在此以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拍摄的故事片的总合还要多。这5年共拍摄了29部故事片,仅1975年就拍摄了9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有反映少年儿童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茁壮成长的《战斗的早晨》(1971),同封建思想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芭蕾舞剧《山姑娘》(著名剧作家廖尼・巴巴根据自己的同名话剧改编,1974),歌颂为人民利益殉职于暴风雪中的架线工人的《幸福的道路》(1974),提醒人们不要矫惯宠纵而要让孩子独立成长的少儿教育片《小本尼自己走路》(1975)等。这批影片不仅是阿尔巴尼亚影坛上的精品,而且也是整个阿尔巴尼亚艺术事业中不可多得的佳作。综观70年代前半期阿尔巴尼亚艺术片,不仅题材上多种多样,而且风格和样式上也是五彩缤纷。尤其是喜剧片格外引人瞩目。另外,纪录片、科技片、宣教片、木偶片、动画片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后半期,艺术片的生产有了更大的飞跃,数量和质量都是以前不能相比的,每年至少生产10部艺术片,最多达到17部。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片子甚至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像《最后一个冬天》、《墙上的罂花》、《亡军还乡》等影片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连某些电影大国的电影专家也击节称好。
　　审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年代生产的艺术片,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洁的共产主义思想。阿尔巴尼亚曾是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劳动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武装全党,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正如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机关刊物《十一月》所说:“离开艺术创作规律,无产阶级党性将毫无意义,同样,离开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也是不可思议的……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党性是融合在艺术作品的每个成分里的,并与它们和谐地交融在一起”[1]。因此说,这一点便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这体现在影片中新人和英雄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上。这些新人和英雄人物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纯洁而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对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无比忠诚,对敌人怀有刻骨的仇恨。
　　三、这些电影在内容、形式上都具有阿尔巴尼亚民族特色。与欧洲其他国家电影相比,阿尔巴尼亚电影叙事上更朴素、简洁与清晰。如《幸福的道路》、《绿树葱葱罩群山》、《初夏》等影片展现出的是一种叙事-抒情性,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格外轻松的充满激情的审美愉悦。这一特点昭示阿尔巴尼亚电影艺术在稳步地走向成熟。
　　
　　
　　民族解放战争的英雄赞歌
　　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上,最让人民群众引以为骄傲与自豪的有两件事。一件是15世纪中叶伟大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领导全国人民同强大的、野蛮凶残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进行的长达25年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另一件是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全国军民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进行的为时五年七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战争不仅使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国家的独立,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也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阿尔巴尼亚的文艺创作中,表现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直是最受重视的题材。在1947年到1984年间,反映民族解放战争的片子占阿尔巴尼亚170部艺术片的三分之一。其中思想深邃、艺术精湛、影响广泛的佳作是《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亡军还乡》、《绿树葱葱罩群山》、《最后一个冬天》、《战斗的早晨》,《墙上的罂花》、《战争中的音响》等。下面简单介绍其中的几部。
　　《地下游击队》是根据游击队员出身的老作家斯坎戴尔・亚萨的长篇小说《游击战士》改编摄制的。全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阿格隆、杰尔吉、贝斯尼库、德丽塔几个地下游击队员在一位老练的颇有经验的共产党员领导下,机智、果敢地活动在敌人的鼻子下面,从容不迫地完成了处死叛徒巴尔克・卡莱希,从敌人手中抢掠纸张和武器,救助“政治犯”越狱等重要任务。另一条线索是打入敌人营垒中的中尉佩特罗绞尽脑汁与敌人斗智斗勇,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影片情节跌岩起伏,剧情扣人心弦,颇具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经典的惊险片的韵味,很吸引观众。
　　《宁死不屈》是一部奇巧、别致的影片。剧情很简单:两位年轻的革命战友米拉和阿菲尔蒂塔不幸被捕,落入德国法西斯的魔掌。盖世太保企图叫这两个姑娘投降。但是,她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战胜了种种严刑拷打,最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影片没有去展示刀光剑影的战斗场景,也没有让观众去见识那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法,而是细腻入微,精雕细刻地描绘两位女英雄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宁死不屈的心理活动。作者和导演没让主人公去高喊革命口号,而是竭尽全力去表现她们美丽的灵魂和绝对压倒敌人的精神力量。由于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的革命故事创作的,所以它便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鼓动力,再加上英雄城纪诺卡斯特作故事的背景,以全城的建筑和道路上的细腻、坚硬的多彩石头为陪衬,因此,两位女英雄坚强刚烈、宁死不屈的品格,就显得更为突出。优美动听的音乐和插曲,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共产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民族战争胜利最重要的保证,所以,凡描写这一战争的作品,都必然涉及到党员负责人的形象塑造问题。不过,把这种人物形象作为全书的中心来塑造的作品还很少见,在这方面,著名作家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莫政委》是人们公认的最富有影响的代表作。小说在《十一月》杂志发表的当年(1970年),就由作者改编成电影,取名《第八个是铜像》。影片的结构灵活而不松散,采取倒叙、迂回推进的方式编织故事。通过七名战友的回忆,将梅莫・科瓦奇的种种战绩一一道来,让我们从中既目睹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风云,又进而领悟到这场战争的真正领导者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真谛。
　　赫赫有名的作家,第一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伊斯梅尔・卡达莱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已成为世界文学名著(迄今已译成28种文字,畅销于欧美图书市场)。根据这部名著改编拍成的《亡军还乡》(上、下集),是一部选材稀罕、主要人物心态变异、结构玄奥、结尾奇妙的四怪影片。作者以战败国意大利的一名将军领着一个神甫到阿乐巴尼亚搜寻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遗骸为主要情节线,将自己自童年时代起就听说过的种种故事、传说,非常巧妙地编织起来。影片将人民群众坚强不屈的英雄气,对待战败国将军既严肃又有人情味的大气,战败国将军不甘自己处于阶下囚的狼狈和晦气,全都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人物不多,但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都被演员表达得淋漓尽致,难怪有的电影大国的专家看了这部片子之后感慨地说:“想不到阿乐巴尼亚这样的小国竟有如此富有才华的大艺术家!”[2]
　　《绿树葱葱罩群山》是一部民族色彩浓烈、传奇性颇强的影片。这部影片展现了革命战士对战友的关爱、对情人的挚爱、在大敌当前舍小家为大国的博大胸襟。也表现了在战争的考验面前,人们复杂、深挚、微妙的感情。
　　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此,电影工作者也对少年儿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为予以相当的注意。几十年来共拍摄了十多部反映小游击队员、小地下工作者战斗生涯的故事片,如《战斗的早晨》、《墙上的罂花》、《战争中的音响》等3部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远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发现人才、为未来培养人才了。这一理念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艺术家才会有,并且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
　　
　　
　　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的壮美图画
　　在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年代,劳动党中央和国家文化部门对作家、艺术家明确而恳挚地提出要求:“我们的全体文学、电影、美术、音乐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他们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时代的重大问题,反映生活的发展过程和新生事物的出现。文学艺术题材的扩大,在作品里越来越广泛地多样地反映生活,以便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步骤地描绘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画面。创作这样一种时代见证性的作品,是我们文学艺术的一项基本任务。”[3]根据这种要求,革命热情很高的广大作家、艺术家,都积极主动地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精神,创作出具有历史厚重感,讴歌新生活、新人物的红色经典性作品。这一丰年胜景在电影制作中显得更是格外喜人。讲到这一点,我们自然要列举出《我们的土地》、《最初的年代》、《胜利》、《血染的土地》、《广阔的地平线》、《幸福道路》、《春游》这样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电影佳作。
　　著名作家科尔・雅科瓦根据自己的话剧改编摄制的同名艺术影片《我们的土地》,在阿尔巴尼人民特别是农民中间的深刻影响,相当于电影《白毛女》在我国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它通过贫苦山民焦克一家两代人与同村富农马库的生死斗争,向观众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了解放前阿尔巴尼亚农民艰难的生活状态,富农残酷压迫、盘剥农民的种种手腕,社会陈腐观念和封建落后势力对进步力量的阻碍,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人民革命胜利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阿尔巴尼亚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形势及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影片的矛盾冲突相当尖锐,每个人物的性格都非常鲜明,特别是“人民演员”玛丽叶・洛戈莱齐扮演的洛基娅母亲获得极大的成功,甚至这一人物形象,已成为阿尔巴尼亚母亲的象征,深受人们的敬仰。至于剧情的清晰、节奏的明快,对话的生动并个性化,更是被专家和观众所称道。
　　根据小说《沼泽地》改编拍摄的故事影片《最初的年代》,以宏大的场面,艺术地再现了排除沼泽地的积水,变沼泽地为良田的巨大工程建设的艰苦过程。在影片中,我们不仅能目睹刚刚获得了自由,当了国家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精神,而且还会见识以主人公斯达夫里・拉拉为代表的人民政权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英勇顽强的大搏斗。影片是真实地反映解放之初阶级斗争和社会风貌的一面镜子。主人公斯达夫里与丽娜的爱情故事,更是上个世纪60年代崭新的阿尔巴尼亚银幕上不可多得的一笔,为后来的同类影片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解放后在人民政权的阳光下成长起来走上文艺之路的泰奥多尔・拉乔,是一个有着35部作品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根据自己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故事片《胜利》,既具有宝贵的史科文献价值,也不乏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一个执政党员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实实在在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她就会无往而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随着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人开始积极思考制作时间跨度较长、富有历史深度的史诗性影片。在这方面,70年代后迅猛崛起于文坛和影坛的天才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基乔・布卢希起了先锋的作用。他根据短篇小说能手、童话作家纳乌姆・普里夫蒂和小说家拉乔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影片《血染的土地》可以说是这类史诗性影片的发轫之作。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年代。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当时阿尔巴尔亚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在阿尔巴尼亚的大地上每天都诞生许多英雄》的书,书中收集了许多报刊上报道过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例如都拉斯海港为保护港堤和船坞同暴风雨英勇搏斗,最后献出生命的亚当・雷卡;在修筑铁路的义务劳动工地上,为保证工程提前完成拼命劳动、光荣牺牲,死后被授予共产党员称号的十五岁的山村小姑娘斯库尔塔・巴尔・瓦塔;为发展边远山区的教育事业,冒着狂风暴雨走家串户,给不能到校的孩子上课,不幸以身殉职,成为新时代新的光明使者的伊斯梅特・萨利・布鲁恰依;为了保证电话线路畅通无阻,顶着暴风雪爬山越岭检查每一根电线杆子上的设施,被寒冷冻僵身体献出生命,像塑像一般在风雪中巍然屹立的电线工利科等人物,就是这些英模中最典型的代表。
　　杰出的作家、记者德里特洛・阿果里根据自己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重新创作的故事影片《广阔的地平线》,开描写、讴歌先进人物的“当代英雄影片”之先河。具有同样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抒情英雄影片,还有小说家瓦斯・科莱希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作为一首歌颂勇士的歌》改编的《幸福的道路》。这是一部可与我国的优秀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媲美的影片,难怪34年前它在阿尔巴尼亚电影院与观众刚一见面,就被我国翻译过来。《春游》是反映阿尔巴尼亚现实生活的别具一格的音乐喜剧片。整个影片的内容是由瓦尔波娜和贝斯尼克两个年轻人的热恋小插曲串联起来的。这部轻松多趣的音乐片,实际上是用两位年轻人的恋爱小插曲做引线,真正要让观众看的还是阿尔巴尼亚河山之壮丽,人民之英勇,建设成就之伟大,历史文化之恢弘。因此,人们就不能不由衷地发出敬佩阿尔巴尼亚电影人的睿智和精明的感叹!
　　
　　
　　培育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良师益友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童是人民的未来。阿尔巴尼亚广大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使命感特强的电影人,更是把培育少年儿童健康茁壮地成长,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年代,他们一共摄制了近20部故事片、动画片、木偶片。这里,我们要专门评价的是几部具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当代儿童教育片。
　　多产作家基乔・布卢希根据自己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小贝尼自己走路》,在阿尔巴尼亚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家长必看的儿童教育片。影片不用一句空话、套话,而用小贝尼自身的变化和感受,向人们深刻而生动地阐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应当如何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做好培养年轻一代的工作?应当培养孩子具有什么样的性格、道德品质和能力?孩子们应该如何对待集体、同伴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部影片把山村的风光景色拍得非常美。杰出的作曲家利茂斯・迪兹达里为影片谱写的音乐,富有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这些对突出影片的主题思想,烘托环境气氛,均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类似的主题思想,在《娇生惯养的米莫扎》《楼房里起义》等影片中,也都有较好的表现。
　　讲起阿尔尼亚儿童教育片,如果不对充满人情味、热切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光明河》特书一笔,那将是一种特别遗憾的事情。《光明河》的作者阿吉姆・采尔加,曾当过农村教师,对教育工作很热爱、很熟悉,因此对师生关系的重要性,便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和体味。《光明河》的故事发生在1968年末阿尔巴尼亚破天荒地实现了全国电灯照明的历史性时刻,地点是在北方玛勒西亚偏远的山村。村里学校的教师巴尔迪目睹夜里一片光明的山乡农家,心潮翻涌,热血沸腾,山村的光明让他看到祖国光辉的未来就在眼前。然而,兴奋之余,仍然有一件事挂在他的心上:一个叫阿杜希,在绘画和雕刻方面很有特长的学生,已经有两个月没登学校的门了。巴尔迪老师对此感到很痛心,在校务会议上把此事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但许多同事对此都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样才能说服这个“难办的学生”重新回到课桌旁继续像别的孩子一样读书。巴尔迪老师决心挽救这个“难办的学生”,决不让这个学生的特长白白丧失,不仅要叫他顺利地读完小学,而且未来还要保证他进美术学院,受高等教育。人民政权为工农子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为人民政权争光。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去接触阿杜希。时而像个大哥哥,时而又像个热心的亲戚。阿杜希得到巴尔迪老师无限的温暖;巴尔迪老师也得到了阿杜希真诚的爱和尊敬。最后,这个“难办的学生”终于又坐到了书桌旁。巴尔迪老师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老师对学生全心全意的爱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最关键的因素这一真理。影片的很多细节特别感人,而那诗情画意的结尾更是激动人心:刚刚实现了电灯照明的山村的夜晚分外豁亮,那连成一片的璀璨的灯光,恰似一条大河在滔滔奔流,那不是一条普通的河,那是电灯光和知识汇成的将给子孙万代带来幸福与欢乐的光明河。
　　从对以上各类阿尔巴尼亚影片的评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巴尼亚电影与文学的联系是很密切的。绝大多数影片都是根据很有影响的文学名著改编的。在阿尔巴尼亚,文艺界人士大多都是多面手,身兼小说家、诗人、编剧等多种身份。阿尔巴尼亚电影人都是讲究少投资、重效益的实干家。他们常常利用很简单的道具、布景、现成的外景场地,只要能把要表现的内容交待清楚,给观众一种真实感就算完成一组镜头。阿尔巴尼亚有许多很有艺术造诣的闻名欧洲的话剧演员,他们演电影也很出色,例如卡德利・洛希、桑德尔・普洛西、恩德雷克・卢察、玛丽叶・洛戈莱齐、里卡尔德・拉利亚、玛尔加莉塔・译芭等“人民演员”、“功勋演员”,都是可以与世界一些戏剧大国的名演员齐肩媲美的。
　　时间过去快20年了,对以往的历史究竟如何评价,那是阿尔巴尼亚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无权也无意评说。但是,对社会主义年代阿尔巴尼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电影作品,我们有义务尽力去保卫,去珍爱,因为那是勤劳、智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艺苑里辛勤耕耘的结晶;因为那是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起来的阿尔巴尔亚电影事业在历史上的一大辉煌;因为它们曾以巨大的艺术魅力感动过我们,教育过我们!
　　
　　注释:
　　[1]埃都阿尔德・赛里木:《论无产阶级党性》,见《十一月》1990年第4期
　　[2]见《关于伊斯梅尔・卡拉莱的档案》一书
　　[3]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
　　
　　郑恩波: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