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反义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报考条件

　　摘要：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所涉及到的反义词问题，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学的多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对对外汉语的反义词教学提出建议。 　　 　　关键词：反义词 对外汉语教学 偏误
　　对外汉语教学中，同义词、近义词辨析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热点。同为聚合关系中的反义词，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教学中都会涉及，对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难点。但是，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界对此缺乏整体关注，没有把汉语反义词的研究成果有意识地运用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去，对于学习者的母语对汉语反义词学习的迁移研究这一领域更缺乏研究。笔者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来谈谈对外汉语教学中所涉及到的反义词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反义词，严格地说，应该称之为反义聚合，是汉语词汇系统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现象，它体现着语义之间的聚合关系。意义（义位）相反或相对的一组同级的词汇单位――词与词、固定短语与固定短语――可以构成反义聚合。从50年代后期起对现代汉语反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反义词的性质和分类、反义词的词义对应关系、反义词的同步引申、反义词的作用、最佳反义词、语言反义词与言语反义词、反义词词典的编纂理论及实践、反义构词、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对反义词研究的作用以及反义词的不对称和标记性研究等方面。其中，不对称和标记性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在沈家煊（1999）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针对某些高频反义词进行的不对称研究。此外，中外反义词对比研究主要也集中在反义词的类型、不对称性和标记性方面。从研究领域拓展的趋势来看，汉语反义词研究从对自身的关注逐渐向着从中外对比中看汉语反义词的特点这一方向发展，并且趋向于运用新的理论如不对称理论和认知理论来解释某些现象。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跟外语教学的发展需要有密切关系。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即一般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同样也有反义词教学的需要。它涉及的反义词领域和汉语本体反义词研究领域不完全重合，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前者的研究领域要宽泛一些。一些在汉语本体研究者来看不是反义词范畴的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却是必须要面对的。如反义词“大-小”，指体积、面积、数量、强度等方面的大小，可以组成“大苹果-小苹果”等反义词词组，但不可类推出指“成人小孩儿”的“大人－小人”的反义词。又如，“好-坏”是反义词，“不好”是“好”的否定式，不是反义词。但在言语交际上来说，“坏”所表达的语气和含义要比“不好”强烈。一个词的否定式和它的反义词在语气表达上的差异，对于汉语本体研究者来说，似乎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汉语非母语的学习者来说，却是需要强调的一个知识点。所以，从宽泛的角度讲，学习者容易出错的跟反义词有关联的内容，都属于对外汉语反义词研究的范畴。
　　一、反义词的民族性
　　反义词的双方组成一个语义场，这个语义场的形成要受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社会的社会状况、社会认识与习惯和语言的交际需要、汉语语义系统的状况与特点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民族社会生活、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反义词上也有反映。汉语中“白-黑”在表示“是非”范畴上是反义词，“红-白”在表示“革命反革命”范畴上是反义词，“红-黑”在“忠于革命与否”的范畴上是反义词。但哈萨克语中，“白-黑”在表示“革命反革命”范畴上是反义词，“红-白”在表示“是非”范畴上是反义词，“红-黑”在哈萨克语中不是反义词。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哈萨克族认为“白”是最坦诚、最纯洁的，汉语中的“红心”，哈萨克语用“白心”表示，两个民族对事理的认识是相同的，但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张志毅、张庆云（2001：210）在论述义位聚合的民族性时，认为义位反义聚合的民族个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A语言的由反义语素组成的义位，对应的是B语言的反义义丛。如：始终――from beginning to end，甘苦――the sweet and the bitter，祸福――weal and woe，等等。其次，A语言的一个义位是反义语素的组合，B语言的对应义位则不是反义语素的组合。如：长短――length，呼吸――breath等等。再次，反义组合的习惯次序不同。如：贫富――rich and poor，左右――right and left，新旧――old and new，等等。
　　汉民族和谐统一的思维习惯和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在反义词的另一个反映就是构成反义词的语音形式上。具有反义关系的一对语言单位，音节数目常常呈对称形式，如“快－慢”、“迅速－缓慢”、“快快地－慢慢地”。但个别反义词除外，如“难－容易”。特别是在反义词双方对举时，只有同级的语言单位才能起到最佳的表达效果，即语素与语素、词与词、词组与词组、短语与短语之间可以构成最佳反义词。词和词组之间尽管意义上构成反义，可以形成反义联想，但不是最佳反义词。如“寒门”和“富贵之家”。
　　以上反义词的民族性，体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反义词民族性的体现，让学习者理解，又要能够解释其原因，让学习者学会类推。如反义组合的习惯次序上，由于中国人宗法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男婚女嫁”、“父子相传”、“夫唱妇随”的词序。
　　研究不同民族在反义词运用上的不同，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一个有趣课题。
　　二、由多义词产生的一对多和多对多反义聚合
　　反义词是就一定义位的相反相对而言的，是建立在同一个意义范畴基础之上的。由于汉语词义的多义性，汉语中存在一对多反义词和多对多反义词。“正”是个多义词，它可以从不同的意义范畴上出发，可以形成“正－反”、“正－副”、“正－斜”、“正－负”这样形式上一对多、但属于不同意义范畴的反义聚合。“多”和“少”都是多义词，它们在“数量的大/小”、“称道/贬低”（古汉语）等多个义位上具有反义关系，于是形成了“多－少”这样形式上一对一但意义上是多对多的反义聚合。
　　由多义词产生的一对多和多对多反义聚合，这是留学生学习反义词的一个难点，也是受其母语正迁移和负迁移影响出现偏误最多的一个问题。鲁健骥（1987）先生指出，由于本族语、本族文化对目的语学习的干扰以及已掌握的目的语知识对学习新的目的语知识的干扰，外国人学习汉语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误。这种偏误表现在反义词方面，就是学习者会认为母语中某个词的反义词一定也跟目的语中对应词的反义词在意义上相对应。
　　韩国留学生朴祉泳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韩国学生汉语反义词学习情况考察》中指出“在韩汉义位不完全对应的多义反义词之间，韩国学生会把韩语词有而汉语无的义位迁移到汉语词上，而且这种负迁移不但表现在一个词上，还会类推到它的反义词上。”“汉语一对多的情况和韩语一对多的情况都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影响。对汉语来说，学生会根据对多义词义位的掌握情况把自己所熟悉的义位对应的反义词类推到其它义位上；对韩语一对多反义词来说，学生容易把母语一对多的反义关系类推到汉语中。”
　　由于很多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的特征，教师在教这类反义词时，要根据学习者的接受能力和水平，提示学习者这是个多义词，尽可能地让学习者了解多义词对应的多个反义词，这样多义词的每个义位都会变得更加清晰，这样的教学会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避免学习者盲目用母语的义位情况去类推。
　　针对不同母语的汉语非母语学习者在学习多义的反义词时出现的偏误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系列课题。
　　三、由同义关系形成的反义聚合
　　反义词的双方如果分别存在着同义关系，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反义聚合。如“丈夫－妻子”是一对反义词，而“丈夫”与“老公”、“先生”、“男人”（北方方言）、汉（北方方言）、“相公”（古汉语）在“男性配偶称谓”意义上又是同义词，于是形成了“丈夫－妻子”、“老公－老婆”、“先生－太太”、“男人－女人”、“汉－老婆”、“相公－娘子”六组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反义聚合。
　　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习这类反义聚合，重点实际上还是在同义词辨析上。作为教师，教一个词，同时要教它的反义词，以及常见的同义词，使得这个词在词汇系统中得到定位，掌握词义，更利于交际。
　　四、反义成词
　　汉语中存在大量反义成词的现象，即汉语中反义词可作为语素来构成合成词，如“开关”、“黑白”、“大小”、“长短”、“买卖”等，这种合成词的意义并不是原来两个反义词的总和，而是从矛盾对立中概括出来的。一种是意义类属发生了变化，如动作类的“开－关”到事物类的“开关”；一种是从种概念变为属概念，如“长－短”到长度概念的“长短”；一种是产生了引申义、比喻义或借代义，如“深－浅”到“说话没深浅”中的“深浅”，“始－终”到“始终不肯认错”中的“始终”，等等。由于汉民族的和谐对称、对立统一、委婉曲折的心理习惯和认识方式，形成了大量的反义成词现象。正如在“反义词的民族性”里谈到的，这种反义成词的语序是固定的、有规律的。
　　对外汉语教学时，教师要特别强调反义成词不是两个词的意义简单相加，并解释其语序的内涵，让学习者能做到举一反三。
　　五、反义词的不对称
　　除汉语以外的很多语言中的反义词也都存在不对称性和标记性现象。经常举到的例子如“厚－薄”，在“－不－”的疑问格式中，往往用“厚”；在“有多－”的格式中，一般是“厚”，（只有在已知薄的情况下才说“有多薄”）；在“有『数量』－”的格式中，一般用“厚”。
　　除了以上学者对反义词不对称现象在句法方面研究以外，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反义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称。石安石、詹人凤发现“互为反义词的两个单音节词作为构词成分与同一语素组合后，有的不再互为反义，如高能－低能，这是词义不对称表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对反义词除了有对称的反义义项外还有不对称的反义义项，以往人们关注反义词往往只关注到对称的反义义项即止，像‘长途’”‘短途’这种存在反义义项空缺的情况人们很少关注。”
　　目前对反义词语义层面上的不对称研究才刚刚起步，一方面表现对对立程度高的“大小类”、“好坏类”、“上下类”反义词的不对称研究，另一方面从认知上、汉语史、民族文化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在对外汉语反义词教学中，由于学习者的母语往往也有不对称现象，所以学习者在句法层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能够举一反三。但是语义层面的不对称学习中往往出现偏误，如学习者会根据“长假”类推出“短假”，根据“大人”类推出“小人”，等等。
　　在对外汉语教学时，遇到反义构词，要给学习者讲，哪些有对称的语义关系，哪些只是形式上的对称，语义上并不对称，避免由于类推而产生的偏误。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义层面上的反义词不对称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发现。
　　综上，随着汉语反义词本体研究的深入、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反义词问题这一方向有一系列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语言文字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段��《反义词群“好―坏”的组合情况及其不对称现象》（北京语言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冯志峰《反义词“早―晚”不对称的共时和历时考察》（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刘国辉《近三十年来反义词现象研究思考及非对称性反义词表征考察》（《外语研究》2008：3）等。此外，还有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不对称现象，如缑瑞隆《方位词“上”“下”的语义认知基础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2004：04）、崔希亮的《说“开心”与“关心”》（《中国语文》2009：5）。
　　[2]吴方言的象山方言里“大人－小人”可以指“成人－小孩儿”的对立。普通话中“小人”在品德意义上和“君子”构成反义词。“一家大小”这个词中的“大小”虽然是指成人小孩儿，但这里的“大小”本身是一个构词语素，不是词。
　　参考文献：
　　[1]崔希亮.说“开心”与“关心”[J].中国语文，2009，5.
　　[2]汪榕培、王之江.英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郭聿楷，何英玉.语义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5]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J].中国语文，1999，5.
　　[6]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M].商务印书馆，1997.
　　[7]鲁健骥.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4.
　　[8]石安石，詹人凤.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和不均衡性[A].语言学论丛（第十辑）[C].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