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拼音识汉字_读汉字识中国

　　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名位诱人
　　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位同桌很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叫“自强”，名字里自有父母望其自强不息的勉励之意。但同桌却觉得这个名字远不足以表达他的鸿鹄之志，执意要改一个更能匹配之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桌苦想了数天，终于有所获见：他发现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名字有一个共同规律――末字的笔画数均为五，而中间一字常用“泽被东方”的“泽”字。于是他尊号自己“泽击”。
　　名字取出来之后，他十分得意。在他朦胧的意识里，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人的名字与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找出这种联系，也许就是发现了命运的“达芬奇密码”，而“泽击”也许就是那个能助他应证天数的神秘符号。自此，他便常以此自称，虽得不到大家的承认，但亦乐此不疲。
　　同学的想法带着人类童年思考中天真、原始和充满幻想的特性，思路其实与古人不谋而合。许慎《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名与命同源，名就是命。虽然此时的“命”还未作“命运”解，但是，古人相信，人的名字与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具有极强的暗示性和支配力，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信息。所以，小儿初生，父母予之名，往往眷眷有深意，包含着对其一生的忠告与期盼。
　　然而，对于“自强”的期许，我的同学大概不为以然，他对自己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那是一种对于名位的强烈欲望。《论语》论“君子”，分“有德者”和“有位者”两种，很显然在他初生牛犊的眼里，名位远比德行要来得直观而诱人。
　　这位同学的想法并无特别之处。名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中国是个世俗的国家，几千年来受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影响，有无名位、何等名位，往往成了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所以中国人看重名位，追求名位，也是再正常不过之事。
　　古代名位的获得，主要有世袭和选拔两种。世袭依赖亲缘关系，所以除了改朝换代，一般没有可操作空间。而像科举制度这样优秀的选拔机制，是自隋唐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寻常人想要做官，就要看他是否有名望了。
　　在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察举和征辟。察举是指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举荐当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给上级。而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征辟的基础自然也是看此人名望几何了。
　　所以，要有名位，需先有名望。为了争取被察举或征辟，当时的士大夫特别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自抬身价。然而，这种潮流后来渐渐走向极端，变得矫情造作、虚饰伪善。
　　东汉时，有一人名许武。他有许宴、许普两弟，当时都不显于当世。为了使之成名，许武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以分家为由，将良田美屋、壮奴巧婢都占为己有，而弟弟们的所得皆驽劣寡少，于是乡亲们都称赞其弟的“推让”而鄙视许武的贪婪，晏、普等因此而暴得大名。等到两人出名并被选举为官之后，许武乃在宗族人面前吐露前番处心积虑的用意所在，并将大笔财产赠让给弟弟。这是一则典型的“为孝悌而孝悌”的变味之例。
　　由于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名义上均需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此，汉末士人间就出现了“品题人物”的日常风气，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评论家，因某人点评而誉满天下者不乏其人，求人点评者更是屡见不鲜。
　　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曹操在成名之前，曾胁迫当时以善人伦的许劭为自己品鉴。许劭便说出了那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喜而去。品题之风盛行到后来，对人物的评语变得固定模式化，一般为七字一条，前四字通常是美誉之辞，后三字为人名，如“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札”、“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辅杜周甫”等。
　　可见世人求名之心切，自古亦然。
　　名实相符
　　汉代察举征辟制发展至后来，其初衷已被大大违背。在利益驱使下，贿赂成风，特权横行，选举早已乖实。东汉末年，已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所以，曹操才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来应对当时社会群雄割据、人才急需的局面。
　　这种名位、名望与实际不符的现象，牵涉的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只有理顺了名实关系，方能应用于治理天下。所以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子百家就有过长足的讨论，其中以儒、道两家对后世影响尤为重大。
　　庄子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尧为天子，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回答说，你将天下治理得很好，不愧天子之名，名实相符。现在你把天下让给我，我没有治理天下而虚有天子之名，难道让我为了这个虚名而抛弃实在的人生自由吗？许由觉得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于是马上跑到河边洗耳朵去了。
　　可见，在庄子眼里，名和实比较起来，名为宾，实为主，实是第一位的，不求虚名，珍惜人生自由的境界，这才是最实在最美好的生活。这种追求在庄子自己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次，庄子在蒲水上钓鱼，楚王派来了大臣，恭敬地劳烦他出山为相。庄子回答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它的骨头还被放在宗庙里，用做占卜。你说，它是情愿送了性命留下骨头让人敬仰好，还是情愿活在烂泥巴里打滚好呢？大臣说：我猜它一定愿意在泥巴里打滚。庄子说：那么你们回去吧，我和它一样，愿意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
　　与道家不同，儒家的名实观较为入世，它分化为完全相反的两派。一派以荀子为代表，他认为“名随实变”，名是用来指示现实事物，但目的是别贵贱、别同异，如果实发生改变，名要随之变化。孔子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他认为“因名求实”，先立名而后才求实。此观点典出《论语》：子路问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让你执政，你要先做什么呢？孔子说首先要“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里的“名”，指的是人及事物在天地间所处的地位和其行事的原则。树立正确的原则，明确各人的身份地位和该做之事，然后认真去做，这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衰、人民的安危苦乐。这便是孔子的因名而求实的“正名”思想。
　　名分之争
　　正名观因符合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而被后世为政者发扬光大。中国人的“名分”观念即发源于此。“名”可以代表一个人身份的确认，而“分”则是此人应做的分内之事，应承担的责任和分享的权利。
　　后来，中国上起宫廷，下至乡野宗族，无不重视名分。分别长幼、正庶，就是正名的过程。正名之后，便分出了地位的高低、权利义务的大小轻重。所以，一般皇家内嫡长子为储，宗族内正出长子以后主持宗族事物。
　　可见，“名分”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保护分内的利益，为名分所在；而谋取分外的利益，即为染指，僭越本分。
　　“染指”一说有典故可循。春秋战国时，郑国公子宋与大臣一起去朝见郑灵公。公子宋对大臣说，看来今天能尝到美味，我的食指在动，每次它一动，就一定有美味可吃。正巧，灵公得到了一只鼋，让厨子烹煮作羹。灵公听闻公子宋之言，鼋羹做好后，分赐大臣，故意不赐予公子宋。公子宋心下不忿，怒将食指伸入鼎中蘸食鼋羹，然后拂袖而去。后人将此事浓缩为成语“染指于鼎”，意指谋取分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染指的后果十分严重，灵公大怒，扬言誓杀之，而公子宋抢先谋反，由此引发了一场内乱。一指羹事虽小，但分内分外之别事大，古人心态，由此可略见一斑。
　　由于名分之中，紧紧地捆绑着权、位、利、禄、誉。所以有无名分，成了人们极为重视之事。这种思想影响深远，由古至今，历史上名分之争的事例不胜枚举。现代人行事，亦逃不脱其所囿。为一区区名分，无数人穷极一生。
　　受名之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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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释义
　　书：“书”字的古文字，上面是人手执毛笔之形。毛笔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独特的书写、绘画工具，因为它富有弹性，表现力强，因此也是形成后世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因素。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书”字的构形，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久远起源。
　　册：“册”的字形字意都是指“书”，古代称编好的竹简为“册”，后又由此演变成动词，如“册封”、“册立”等，都是国家大事，因此“册”作为动词含有庄重的意味。而这些国家大事又被载入史册。苏轼有言：“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