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摆渡人第一季 免费【碎片与灵魂】

　　语文自单独设科以来，语文课程科学化一直是语文界同仁孜孜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语文教育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让人引以为豪的成就。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这些成就在落实到“人”上时，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变化，甚至招致更多的批评，引来更多的问题。顷刻之间成果就变成了问题，于是再创造出新的成果，又出现新的问题，语文教育便在问题与成果之间的“振摆”中回荡，这让人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语文课程到底缺少什么？
　　一、不解的现实：一派碎片化的繁荣
　　30年来，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语文课程理论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显示出一派繁荣景象。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产、多变的课程纲要
　　课程纲要作为具有国家法规性质的文件，反映了国家的意志，显示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决定了学科实施的成败。30年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与语文课程专家对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梳理20年来（1978-2001）语文课纲的发展，至少可以看出四方面的信息：时间跨度是20年，空间领域包括小学和中学（后来变为九年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数量是17个（中小学），称呼上有“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两种。我们再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过去的30年间语文学科出台了17个课程纲要，课程纲要变更的时间跨度最大的为6年，最少的为1年，并且只有一次是6年，其余都是一至二年。从这些数字上可以充分说明两点：一是课程纲要的绝对数量是丰硕的，二是课程纲要的变换是快速的。从课程纲要的角度上体现了语文课程研究成果的多与快。
　　（二）多元、多维的语文课程理论
　　语文课程理论经过30年的发展，表现出“外延缩小、内涵扩大”的特点，“外延缩小”标示出语文学科的科学化，这主要体现在语文认识上的科学化。人们对语文的认识经历了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政治、语言文学、语言文明、语言文化等的发展轨迹。几十年来，语文课程在语文认识上的理论成果，使人们逐步明白叠加在语文上的种种外衣模糊了语文的界限，使语文成为囊括一切的“博物架”。“外延缩小”是语文学科剥芜离杂、不断科学化的结果，这一结果是由大量出现的语文学科理论来完成的。“内涵扩大”主要标示出语文学科的综合性，这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广泛联系上，语文教育研究不再在蜗牛壳里造物，人们开始从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美学、哲学等方面来观照语文，极大地丰富了语文的内涵，引发了语文性质的大讨论，并由此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语文课程与教学方面比较著名的专著就有上百部。内容涵盖语文知识能力、过程方法、情感价值以及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等内容。这些都充分展示出语文课程理论成果的多元化、多维度态势。
　　（三）多套、多本的语文教材
　　“教本，教本，教之所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凭借。教材是语文课程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1979-2003）24年来，语文教材的研制也逐渐走向繁荣，从语文教材信息表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以初中（新课改后划入义务教育范围）和高中为例，人教社共出版了16套语文教材。再加上新课改后“一纲多本”语文教材理念的提出，北师大版、苏教版、西南师大版、语文版等教材也相继研制成功。从内容、体例上看，语文教材尽力摆脱政治、经济、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干扰，逐步转到学科本体上来。1979和1981年版是“拨乱反正”的产物；1982和1985年版开始转到语文知识上来，展现出明显的“工具”特色；1989、1996和2000年版是“工具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反映；新世纪版的是“工具与人文统一”的缩影。语文教材发展轨迹，是语文教育理论成果的综合反映，是对语文教育规律深入认识的结果。30年来新教材的陆续推出，展示出语文教材“多套、多本”的丰硕局面。
　　（四）多轮、多层的语文师资培训
　　教师、学生和教材是教学的三大基本要素。师资的好坏直接决定教学的质量。因此，新课程推行前国家颁布了《国务院课程改革与发展纲要》、《关于开展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师资培训文件，为适应新课程的需要推出了师资培训的“五年计划”，掀起了师资培训的高潮。
　　从上面以河南为例编制的语文教师培训信息表（全国也基本如此）可以看出这样几组信息：一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全员的；二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多轮的；三是对语文教师的培训是分层次的。如此全额、多轮、多层次的师资培训，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客观上讲，师资培训能有力地促进语文师资水平的提高，进而优化语文课堂，提高语文教学的效能。
　　另外，语文学术期刊、远程网络课堂、电子图书馆建设等课程要素也都展现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综上所述，30年来，语文界同仁在语文课纲、语文教材、语文教法、师资培训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这些所要服务的终极对象――语文教学，仍然没有多少起色，教师依然我行我素，学生依然兴趣不高，在众多繁荣之中难见语文教学的“繁荣”！于是，成果成了“碎片”，繁荣成了“碎片”的叠加。
　　二、直观的比对：一个神话般的案例
　　“语文是一门工具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的学科。”语文理论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决不可能替代实践。个案是理论的实践化，同时也可佐证、创新理论。为此，我们打开一个神话般的案例，一为避开理论的灰色和说教的苍白；二为展示一个真实的语文形象，而不总是停留在对语文想象的理论勾勒中。
　　（一）课程技术上的简单化
　　贵州石门坎地处乌蒙山区深处，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自治县，山高路险，土地贫瘠，终日浓雾不散，常年多雨且气候变化无常，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石门坎苗族在彝族土司制度的统辖之下，他们没有土地，集体上沦为土目的奴隶；几乎没有一个人读过书识过字，可以说苗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一个“三零”层面。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Pollard）在这样一个“三零”平台上，创办了石门坎光华小学，并形成了石门坎课程模式。
　　19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开办，这一时期正处于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口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的开始。从石门坎学校的课程来看，国民政府成立前，初小主要是启蒙教育，教儿童识字，了解一些自然风物；国民政府成立后，就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开设课程，另增加了圣经课和苗文课。石门坎教育的课程与当时国内其他地方并无二样。
　　从石门坎学校的教材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识字教材，例如《三字经》、《百家姓》、汉语版《圣经》等；二是经学教材，像《四书》《五经》等；三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教材；四是自编乡土教材，《苗族原始读本》和《黔滇苗民夜读课本》（扫盲用）。
　　从石门坎学校的语文教材看，都是传统的识字和经学教材，外加《苗民原始读本》和《黔滇苗民夜读课本》，其内容和体例主要参照陶行知的《平民识字课本》。由识字逐步过渡到丰物、自然、习俗、求学等。
　　从石门坎教育的师资来看，历任校长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普通教师学历都不是很高，大多都是高小、中学毕业，薪水也极低。
　　
　　从上面的梳理看出，石门坎教育中的课程、教材、教师并无高明之处，课程技术含量也很低，其实质不过是一场“识字扫盲”教育而已。
　　从教法上考究，只是拼读、识字、背诵、记忆等传统方法。本人在多次实地调研中，曾就教学法问题问及石门坎的老人，但他们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石门坎教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教法。
　　（二）课程效果上的神话化
　　“简单的有时候是最有效的。”①在石门坎“三零”平台上，石门坎教育用他们最简单无奇的课程技术，可以说创造了教育的奇迹。
　　人才培养上，20年内培养出了2名博士、30多位本科生、5000多个高中水平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②课程教学上，他们创制了苗文，结束了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并运用苗语、汉语、英语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天石门坎的有些老人依然能讲英语。
　　课程促进社会发展上，当年的石门坎还开办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电报代办点、医院、孤儿院、麻风病院等机构，很好地培养了苗族人的生活力，进行了科学、民主的启蒙，大大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发展，一举使石门坎成为当时的“西南边疆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不寻常的教育成就，使之名扬中外，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谈香港问题时，就闲聊过这一话题；蒋介石在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亲自接见过他的学生朱焕章（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传播研究》）；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关注过石门坎的发展（《威宁新闻》2005年1月14日）。如此简单的课程技术造就了如同神话般的教育成就，在令人嘘唏不已的同时，它必定带给课程论者更多的思考。
　　（三）课程信仰上的纯粹化
　　石门坎教育中的“课程”被当地人称为“读书”，当时他们“读书”的疯狂举动令人震惊。对此，作者任何的叙述语言都会显得平淡无奇，都无法真正表达他们对读书的情感和努力，现从柏格理当年的日记记述以及笔者田野所得中摘出一二，来展示石门坎宏大的读书浪潮：
　　“不管你走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客厅，在教堂，在学校教室，在院落，在马厩里，在台阶上，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们无处不在！如果主妇想进厨房准备早餐，她必须推开征用了所有空间与围着火炉的人群。”
　　“看来有时在一片喧闹的读书声中，除非他们能够听到本人的声音，就不会确信自己在读书。像中午的蜂箱一样嗡嗡作响，或者像中国乡村忙于交易的集市一样活跃。”
　　“由于担心我的健康原因，她坚决要求我上楼去休息。她确信能把苗族求学者挡开。苗族求学者们则被喊到位于院落另一边的客厅中去，这样就无法去打扰疲劳已极的老师了。为让我休息的事看来都安排妥当了。过一会儿，愉快的夫人轻轻地上楼去听动静。但卧室里传出的声音，与熟睡或睡熟均不相干。夫人径直走进去，眼前的情景使她大吃一惊，疲倦的老师正坐在床上教十几个苗族人念书，这伙苗族人则脱离喧闹的人群独享着一段好时光，他们是从外面的阳台爬上来的，首先进入丝夸尔女士的卧室，再穿过后面的一个房间，有进取心的探险者们就这样继续不停地搜索，直到发现正在独自静静休息的老师。如此小规模单独辅导的机会他们岂肯错过，对于这般执著的人们你又能怎样呢？只有笑着屈从于他们了。”③
　　石门坎老人的口述：
　　“1904年7月12日，从石门坎到云南昭通找柏格理读书的四个人，把学到的‘太初有道’四个字写在手上，以便回家读念，走到半路上滑了一脚，因为下雨的缘故，手上的‘道’字抹掉了，就又冒雨挨饿着返回几十公里把‘道’字添上才回来。”（杨明光口述）
　　石门坎的有位姓张的青年，当年二十几岁，腿有些残疾，家住石门坎的爱华山，因为读书每周都是家人用马驮着来读书，因为有一年没有升上级，就上吊自杀了，当时学习不好的耻辱感竞如此强烈，令人吃惊！（张以强口述）
　　石门坎有位朱大妈，把一本苗文《圣经》和一本《苗民夜读课本》读的烂如破布，没有一页是完整的，死前还在翻着看，到死还说自己不是识字人。（张以强口述）
　　一位王姓的青年，与其它同学一起到薄刀岭上砍野竹子做“亮篙”（可以照明），“亮篙”可以照明，每根仗余，能点燃20分钟左右，王姓青年总是采比别人更多的野竹子，晚上能更长的读书。（张以强口述）
　　杨忠义在华西读书，一个星期吃两碗面，有一次饿晕了，从车上掉下来，把胳膊都摔断了。平时就帮别人挑东西挣些钱，维持着自己的学业。（杨智光口述）
　　“1985年在石门开一个苗学研讨会，云南武定县红河州的人大主任，作为当年石门求学的亲历者发言，他讲话说‘我离开石门几十年了，我这次来是回母校，石门的山、水、地还是石门的山、水、地，但我的老师不见了！我当时来石门读书须走17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读书’！”（张国辉口述）
　　“石门坎几乎没有路，石门坎沟上游的寨子，有位老人吹胀六个山羊膀胱，把它们捆在一起做成一个皮筏，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上面，孩子不会游泳，临撒手时爸爸说：‘冲到石门坎若没有人拉起你，你的命就没了，若有人拉起你，你就会成为一个读书人，为了我们寨子的命运值得赌一赌，这对你来说既可能是灾难，更可能是福分’。”（吴善宇口述）④
　　从柏格理当年的日记记述看，石门坎人读书，几乎“征用了所有的空间”，占据了“所有的时间”。要知道石门坎学校开办以前，他们从石门坎到昭通寻求读书，要经历很多的磨难――受冻挨饿、山路陡峭、土匪出没以及残忍的土目，（土目为了阻止苗族人读书，就把去昭通的苗族人绑起来毒打，四肢上浇上油烧，拆掉他们的房屋等）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苗族人渴求读书的脚步，反而激发出更大的热情，就像是推动高山顶峰上的小雪球最终造成巨大雪崩的一种动力。
　　从田野老人们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苗族人有把字（“道”）当成命的，有因读不好书而殉命的，有活到死读到死的，为了挑灯夜读，有冒着生命危险爬到连鸟都飞不过去的薄刀岭上采集野竹子的等等。字和书成了他们的生命，读书成为他们的最高信仰，每一个人都趋之若鹜，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读书场，石门坎人对课程信仰的纯粹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价值的重建：一种魂归的期待
　　通过以上两种事实的比较可知，从课程技术上看，石门坎教育中的课程纲要、语文教材、语文教法、语文教师是低层次的、简洁的、固定的、被认可的，而当前语文教育的这些要素是高层次的、多变的、多元的、被质疑的；从课程实施上看，石门坎教育表现为生活化、实践化、文化化倾向，而目前语文教育表现为书本化、应试化、模式化倾向；从课程效果上看，石门坎教育既进行了有效的扫盲，又培养了一批精英人物；既创制了苗文和编制了苗文课本，又通晓了汉文和学习了主流文化知识；既掀起了读书热潮，又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而目前的语文教育，其效果是不容否定的，但仍没有多大突破，学生的语文素养仍然不高，学习母语的热情仍然不够，这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一言以蔽之，石门坎教育的课程是有灵魂的课程，而今天的课程则是抽掉了灵魂的碎片。
　　目前，我国大陆语文特级教师群好像是个例外，他们的学生学习兴趣浓，知识能力强，语文素养高，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他们作一个大致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学历并不高，魏书生是弃工从教的，钱梦龙是中学肄业，赵谦祥是高中毕业，但他们都有一种对语文的信仰。魏书生写了一百多封信要求当语文老师，钱梦龙多次“纠缠”着试当小学语文教师，赵谦祥是当年的黑五类子女，偶然的语文教育给了他绽放生命的机会。对语文的信仰，迅速转化为对语文教育的坚定意志、对学生的爱以及内化后的知识传授，尤其是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培育课程。一旦有了课程信仰，课程就有了灵魂，它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正如石门坎知识分子杨荣新所说：“缺乏追求最终价值的志向，学问研究的能力明显减弱，教养、生活缺乏活力和热情。”⑤
　　课程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体现，文化的内涵很大，但其最核心的部分是理想、信念、情感、观念、态度五个方面，这些方面在我们的语文课程中理应有所反映，才能真正拥有课程的灵魂，才能坚定我们对母语课程的信仰，也才会培育出我们应有的精神。这方面我们的母语课程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正经历着丢失的痛苦，新的课程标准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它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明确地提了出来：“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方面设计课程目标。”⑥这是语文课程信仰重建的基础，但要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就要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读书为己与为人的关系，很多事实证明只有把读书与国家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才能产生无穷的能量；二是理论学习与榜样引领的关系；三是语文传统体系与现代体系的关系；四是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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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王天一：《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300页。
　　② K. M. Stevens & G. E. Wehrfritz, SoufhwestChina-Off The Beaten Track. London:Collins Press，1988年版，第197页。
　　③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3页。
　　④⑤苑青松：石门坎老人口述资料。(未刊稿)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通联：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