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数学和奥数区别【怀念数学宗师华罗庚先生】

　　 25年前的6月12日下午4时,华罗庚先生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演讲十分成功。下午5时15分,他在讲演结束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而逝世。
　　 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以其卓越的成就和无可比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和科学工作者,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科学之神。他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谢幕,实现了他的诺言,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他像一名征战沙场的战士,在坚持不懈的工作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据曾经长期和他一同工作的计雷教授回忆,早在1982年11月,华罗庚先生在第二次发生心梗住院时就曾说过:“我宁肯战死在疆场,也不肯倒在病床。”
　　 另据华罗庚先生的公子华光教授回忆,华罗庚先生生前曾做过一首词,非常好地表达了他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思想:词中说:
　　
　　 “只管心力竭尽,那顾水平高低。
　　 人民利益为前提,个人成败羞计。
　　 学龄已过六十,何必重辟新蹊。
　　 贾藏、乘桴、翼天齐,奢望岂我所宜。
　　 沙场暴骨得所,马革裹尸难期。
　　 滴水入洋浩无际,六合满布兄弟。
　　 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
　　 明知力拙才不济,扶轮推毂不已。”
　　
　　世界数学大师
　　
　　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儿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
　　我国着名数学家王元先生曾经概括地评价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的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美国著名数学史专家贝特曼着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
　　
　　家境贫寒,坚持自学成材
　　
　　华罗庚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不断与困难作斗争的一生。他始终坚持,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
　　华罗庚先生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华罗庚先生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他12岁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但是华罗庚先生从不承认自己是天才
　　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虽然免收学费,但是由于生活费用也无法支付,不到一年又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坚持自学数学。他的姐姐华莲青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时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罗庚总是死死地抱着书不放。”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华罗庚先生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为卖掉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而坚守摊位,为了活命而挣扎。”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大约在1928年,学校准备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王维克老师为了帮助华罗庚,打算请他回学校当会计兼事务,同时作为补习班的数学老师也给学生上课。但刚在计划中,不幸华罗庚先生的母亲恰在那年去世了,他自己也染上伤寒重病,在床上躺了六个月。由于没有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命虽然保住了,腿却留下了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不生病,身体好,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可是腿坏了。家里原不宽裕,就更穷了。亏得王维克老师的帮助,在他身体好些后,还是让他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但是后来有人告状,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做初中校长,未免委屈,他一听有人告状,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华罗庚先生几乎又陷入了绝境。幸亏继任的韩大受校长通情达理,虽然不不再请他教课,却仍然请他当会计兼事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华罗庚先生一有条件,仍然继续钻研数学。那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在1928年写出了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1930年春。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了这篇文章,很是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说“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不图虚名,勤奋刻苦,
　　在清华和英国剑桥努力奋进
　　
　　 华罗庚先生从1931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感到机会难得,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而是集中全部精力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
　　据徐贤修先生回忆,1931年左右,清华大学开始创办数学研究所。在当时系主任熊庆来先生策划之下,罗致优秀数学家孙光远先生(精于几何)、杨武之先生(精于代数),充实了教学和研究的阵容。研究所有计划地购置图书杂志,积极罗致有志于数学的青年学生、青年数学家(后来受聘的有胡旭之、曾远荣、赵访熊等先生),真个气象一新。有名的几何学家陈省身就是那时第一班研究生,与华先生同时的大学部高班中还有许多优秀的学生(如许宝禄、柯召先生等),后来都卓有成就。
　　据徐先生回忆:1931年,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天,我踏进水木清华的清华园,第二天到数学系报到,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位带南方口音的青年学者。他问我是不是要进数学系,我说这是我的兴趣。我问他是不是这里的教授,他说不是的。最后我很吃惊地听他说:“我是这里的‘半时助理’。”他解释说:“大学毕业的当助教,高中毕业的当助理。我只是初中毕业,所以当‘半时助理’。”又说:“我现在是熊迪之(庆来)教授的助教,他教本系三四年级的高等分析,我帮他改学生作业卷子。”这真是别开生面,为才能卓绝的青年想出来的一条道路,一项教育上极有意义的措施。
　　华先生在这人才济济的环境中,立下一个宏愿,即“以个人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成就”。凭他超人的智慧和毅力,不到一年,他就在国外的美、德、印度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足见环境与学风的重要。当时清华聘人条件极严格,但华先生却能破格由“半时助理”直升教员而正式开课教授学生。第二年他发表的文章就更多了。登载的区域也更广了,真是声名鹊起,同侪钦服。清华因此又郑重地破格提升他为第一位未出国的专任讲师(相当于美国的助教授)。这是学校对他不寻常的承认与鼓励,也是学术界的一项创举,这也更可见当时负责系务的熊、杨两先生(杨武之先生于熊先生赴法时代理系务)的大公无私、苦心孤诣和华先生独立奋斗所得的,实至名归。这同时也是当时学术独立,不受死板规定约束的优良表现。一个真正从事教育的人,必须时刻以为团体罗致杰出人才为职责,并使之蔚然成风,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他在清华数学系刻苦学习的情况。钱伟长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一段回忆。他说:他是1931年秋天入学的。入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原来在中小学阶段读过一段时间的诗书,原来想进大学以后学中文和历史,到学校以后遇上“九・一八”他就改变了这个方向。他想改学物理,想从中文系转到物理系,这当然非常困难。几经周折。最后经叶企荪先生同意试读一年;决定如果他经过努力能够跟得上,没有不及格的课程就确认他转系。所以他不得不非常勤奋,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他当时以为他是全清华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人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还有人比他更用功,那就是华罗庚先生。他说他发现华先生每天早晨四点半就开始学习了。
　　
　　
　　不顾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
　　生活的艰苦,坚持笔耕不缀
　　
　　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名数学专着《堆垒素数论》。期间和闻一多先生是邻居,一同度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并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
　　据华罗庚先生回忆,他说:“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有的还被迫去做买卖,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我从1940年到1942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入了矩阵几何。
　　另据华罗庚先生的公子华光教授回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在英国的学习一结束,马上就回国,回来就在昆明。那个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经常有飞机轰炸,生活又不好,但是他在那个环境下做了很多的工作。46年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他准备去美国了。但是他正在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美国有一位教授也在做,而且是一个比较高年资高水平的教授,他就推迟了半年去美国,等把题目做完了才去的美国。现在也许有人想,他去美国推迟半年就推迟半年吧,可是大家要想想,当时在昆明,日子没法过的时候,我的名字就从这儿来的,当时家里东西都卖光了,所以我叫华光。所以在那个环境下,他能够再坚持半年去美国,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大的牺牲的。”
　　《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新中国一成立就决心回国,
　　举起领导我国数学发展的大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已经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毅然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克服了来自美国政府的种种阻难,决心偕一家五人乘船回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回到清华园执教,担任领导我国数学的重任。他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赞扬和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
　　华罗庚回到清华园是3月份,已经开学有一段时间了,但他很快就走进了课堂。中科院院士万哲先回忆说:“已经教了几年外国学生的华罗庚,感到教本国学生非常兴奋,他一再称赞学生的程度非常好。”“作为学生,当然更是兴奋,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来讲课,而且重点突出,引人入胜,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我很幸运,被系里指定作为广义矩阵论课程的助教,从而有了直接跟华罗庚老师学习,并在他指导下作研究的机会。”
　　万哲先说,1950年上半年,华罗庚除了给学生讲两门课外,还组织了清华算学系的综合讨论班,请系内和校外的一些数学家来进行演讲。此外,算学系学生自发组织的小型讨论班,被华罗庚称为“婴儿讨论班”,他亲自参加,与学生一起讨论并进行指导,使清华算学系的学术活动一下活跃起来。
　　1950年下半年,华罗庚被指定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但在1950～1951年这个学年,他仍然在清华大学讲授广义矩阵论。他一面讲课,一面带学生作研究;学生既学了知识,又学会了作研究,收获很大。
　　华罗庚一贯重视培养和提拔年轻数学家,中国几代数学家都得益于他的教诲。1958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史济怀说,50年来,中国科大数学系取得的成绩和华罗庚等老一辈数学家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华罗庚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他在代数、数论、矩阵集合、多复变函数论等多个领域都有十分杰出的工作,为这些领域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除了教书育人,华罗庚在上世纪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其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
　　在代数上,他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
　　华罗庚另外一本专着《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夏培肃院士在《华罗庚与中国计算技术》的回忆文章中说:“早在1947年和1948年,华罗庚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时,由于在数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受到冯・诺依曼的赞赏。他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且和华罗庚讨论了有关的学术问题,华罗庚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回国以后如何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华罗庚1950年2月回国的, 早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就念念不忘在中国要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究。”
　　华罗庚不愧是一位有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计算机是科学发展新的生长点,并且积极的倡导和组织了这方面的工作。195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的科研小组(夏培肃院士就是小组成员之一,是华先生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中挑选的三个人中的一员)。这个计算机小组在华罗庚的领导下,逐渐的成长壮大,成为了一个具有活力和有能力承担重担的小组。1956年春,国家制定了我国科学12年的远景规划,计算技术属于重点规划之列。华罗庚先生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的组长,这次规划对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确定了正确的原则,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思想。规划中关于计算机技术的文字并不长,但是很有远见,不仅讲了制造计算机,而且要搞机器翻译。
　　作为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华罗庚在这次规划中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规划组的成员有26名各方面的专家,他们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意见有分歧,另外还有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华罗庚在规划过程中,很好的完成了规划任务,规划组曾经讨论过很多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发展我国计算机技术,首先是依靠苏联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当时苏联认为中国研究计算机的条件还不成熟,最好送一支队伍到苏联去,在苏联的帮助下研究计算机,连人带计算机一起回来。大家在华罗庚先生主持下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认为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送出去的只是少数人,在国内可以比较快的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所以在国内研究计算机,可以更好的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计算机设计,工业生产,应用和管理队伍。第二,如何在国内开展计算机研究开发?当时有很多人主张各单位同时开展,遍地开花。后来华罗庚先生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这六个字,得到了规划组大多数人的支持。第三,大力培养新生力量。1956年夏天,华罗庚亲自抓训练班的工作,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1956年10月开学,一共有142位学员。1956年至1957年派到苏联去的考察团,实习队,研究生大学生陆续派出了。
　　华罗庚在规划过程中表现出的领导才能和正确的鲜明的立场,使得规划组的成员十分钦佩。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计算研究所的筹备上,他千方百计落实各方面的任务,关于研究所的房子问题,华罗庚为了使大楼能早日建成,煞费苦心,亲自提出了各种方案,对大楼的施工他也抓得很紧。同时在研究所内,开展了规划问题的研究,筹建了实验室和实验工厂,购买了仪器设备和资料,聘请了苏联专家,这些都是在华罗庚领导下进行的,在他的协调下,使研究所成为团结奋进,热气腾腾的研究所。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1957年他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从此以后他没有过问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事情了。但是他对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大力推进应用数学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不仅在纯粹数学的各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在应用数学也有卓越的贡献。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一个发展中国数学的纲领。这个纲领有三个部分,一是纯粹数学,包括纯粹数学各个分支;第二,应用数学;第三,计算技术,包括计算数学。回国以后,他实现这个纲领也有三部曲,第一步先搞纯粹数学,培养了许多将才。第二步是计算技术,56年开始储备,第三步才搞应用数学,也是先从人才培养开始。为什么应用数学人才培养放在那么特殊的一个位置上考虑呢?纯粹数学的培养,国际上已经有一个套路,应用数学的培养是非常难的。所以他于195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举办应用数学与计算技术系级来实验。接着又将应用数学推向普及推广层面。
　　 过去,我国没有应用数学的传统,数学家如何使他们的工作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家都是茫茫然地束手无策。中科院院士王元回忆说,作为中国数学的领导人,华罗庚承受的压力更为沉重。面对这种形势,他不顾年已半百,仍然和年轻人一道探索数学研究的多种途径。
　　 王元说,华罗庚学习过矿业学家与地理学家估计矿藏储量的方法,到工业部门,特别是运输部门普及过线性规划,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多重积分计算的应用,取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由于这些方面的成果难以在中国推广和使用,华罗庚仍不停地思考数学直接而又广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途径。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这是几乎不用数学语言表述的平话小册子,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工人都能读懂。他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从1965年开始,华罗庚坚持去我国工业部门普及“双法”。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亲自将“双法”加以讲解。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工人讲解,指导他们将“双法”应用于生产。
　　 王元说:“这充分表现了国家与人民利益在华罗庚心目中高于一切,以及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华罗庚期望中国数学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他生前屡受挫折,但是从未放弃过努力。”
　　 由于华罗庚先生在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贡献,使得他在管理科学和其它关学科也得到了很好的评价。钱学森同志就说过:我国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华罗庚教授是先行者。现在我们在搞技术转移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如何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在这方面,华罗庚先生早在1965年推广“双法”时,就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在困境中勇于坚持理论
　　联系实际的正确方向
　　
　　华罗庚先生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在密码学方面,他曾经被总参聘请为顾问。
　　袁传宽先生在“记恩师的二三事”的回忆文章中说:“在极左思潮纵容之下,总有多事之人,把本来普通的真理硬要发挥到极端,以至令它变成荒谬。“理论联系实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极左者首先给它定性为“革命口号”,赋予政治含义,然后便把纯粹理论学科,如“数论”,打入“另册”。先生是研究“数论”的,他的杰出贡献,世界公认。“文革”中,就有人借批判“数论”,敲山镇虎,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先生。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着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当前在我们热切期待人才辈出的时期,在我们满怀深情怀念老一辈科学家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多学习他们成长的经验,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正当我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关键时刻,我深深地感觉到,老一辈科学家的成就和经历,的确为我们树立了许多光辉的榜样。为了加快年轻一代人才的成长,应该更多地介绍一些老一辈科学家的不畏险阻,艰苦奋斗的经验。华先生的事迹,就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生动教材。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 华先生的经历充分地说明了这个真理。(为民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