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之渊源 古印度佛教法的渊源

　　【摘 要】在古代，发达的汉文化，被日本民族吸收接受，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其中，以佛教的影响最大。在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相互融合，它不断适应日本的具体形式和需求，最终形成了许多门派，转变成了具有鲜明日本本土特色的佛教。
　　【关键词】中国佛教 日本佛教 中日佛教关系 中日佛教宗派 渊源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8－0080－02
　　一、引 言
　　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佛教是沟通中日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汉文化输入日本的载体，僧侣们肩负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重任。对于日本佛教的形成，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人在阅读佛教相关著作过程中，总结了我认识到的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施以重要影响的三个方面内容，简要总结为：汉传佛教的东渐；隋、唐佛教的辐射力；汉字及汉文佛典起到的巨大作用。
　　二、汉代佛教东传促进日本佛教产生
　　1．佛教传入日本的路径
　　佛教传入日本有 “公传”和“私传”两种说法，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族移民司马达到达大和国，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皈依礼拜。日本称此为“私传”，即民间传入。影响较大的是所谓佛教的“公传”，即通过朝廷传入。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朝廷，敬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及幡盖、经纶等。当时的朝鲜正处于三国鼎立时期，各国为了扩大版图，战争连年不断，当时的百济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因为日本大和朝廷在军事上的援助，才使得百济保住自己的疆土。百济为了报答大和朝廷，于公元552年，将一些佛像、佛典以及幡盖等佛教用物作为答谢礼品进献给日本钦明天皇。这就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始，即所谓的“公传”，从此佛教在日本上层社会流行。
　　2．日本佛教的形成阶段
　　佛教在传入日本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大致经历了初传时期（传入期～710）、奈良佛教（710～794）、平安佛教（794～1192）、镰仓佛教（1192～1603）四个时期，日本民族化的佛教逐步形成。
　　（1）初传时期。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是日本佛教的初传时期。初传时期弘扬佛教的最大功臣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从推古天皇元年（593年）开始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日本。推古12年（604年），圣德太子以佛家和儒家的思想为指导，制定宪法17条，其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注1］，表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至推古末年已有寺46所，僧816人，尼596人，奠定了佛教立足日本的基础。
　　（2）奈良佛教。奈良时期是中国宗派传日的初期，传入的派别有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密宗、华严宗。日本佛教史习惯称为“奈良六宗”。三论宗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佛教宗派。其次是法相宗，俱舍宗是作为法相宗的附宗传入日本的。日本华严宗一般以新罗僧审祥为初宗，日僧良辨为第二祖。但华严章的传入，则是唐大福寺道睿于736年渡日带来。中国律宗是通过鉴真东渡在日本传播开来的。可以看出，奈良六宗的法系源于中国，教义也基本上承袭中国的固有教义，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当时的信奉者主要是朝廷贵族，他们只是希望借助佛教延年益寿，消灭灾害，祈雨护国，并不求明教义，因而佛教多在建寺、造像、写经、诵经方面兴隆。
　　（3）平安佛教。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为了削弱奈良佛教的势力，积极扶植从唐传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终使两宗成为日本平安时代的代表宗派。被称为“平安二宗”［注2］。平安时期的日本对唐朝佛教的输入与吸收，已不像前朝那样一味地照搬和模仿，而开始注意在继承、研修的基础上加以某方面的创新与改造。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转变成了民间化的佛教。进入平安时代，神佛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为“本地垂迹说”［注3］，佛教从“神主佛从”转化为“佛居主导，神归于佛”。主要表现为以佛教的释迦现世、普渡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的诸神。这一神佛相融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结束。
　　（4）镰仓佛教。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空前活跃时期。平安朝贵族没落，武士阶层崛起，旧教派逐渐失去势力，取而代之的是教理简明、修行方便的新教派。主要有中国传入的禅宗，基于中国净土教典传播的净土各宗及日莲教。佛教趋向大众化和民族化是这一时期佛教的显著特点。如果说平安佛教是佛教在日本民族化的起步的话，那么，镰仓时代则是日本民族佛教的最终形成。它大致分为两种，以净土宗、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派别是中国教派的延伸与再发展；另一种以净土真宗和日莲宗为代表的宗派则是完全日本化的佛教。因此，镰仓佛教是从中国式佛教向日本民族佛教过渡的转换期。
　　综上所述，纵观日本佛教，许多宗派都与中国佛教的宗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些带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因此，可以说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在日本的移植和发展。
　　三、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僧人的巨大推动作用
　　1．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为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三次遣隋使。日本派遣隋使的主要目的是求佛法。公元618年，唐朝灭隋，建都长安。从630～895年的260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遣唐留学生一般分为两类，即留学生和学问僧，对唐日间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在众多留学僧中对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最大贡献的是最澄和空海两位大师。两人同在延历23年（804年）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历二十四年归国。空海则辗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圆寂，空海便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最澄与空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回响自是不一。回国后，最澄开创天台宗，空海创立真言宗，即前文提到的“平安二宗”。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