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的挣扎，都蛮值得同情的】 一生挣扎一生苦全文

　　白先勇长年习惯深夜写作，天亮方睡。采访这天，他也是中午才起，匆匆赶到宾馆餐厅用早餐。奋力“早起”，这对75岁的他来说是件颇为辛苦的事。　　此次大陆之行排开了他的众多身份——小说家、昆曲义工，他只是作为儿子来宣传耗时四年为父亲写的传记《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眼前的白先勇脸色红润，笑起来灿烂无比，又如此开心，刚刚还两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一会儿就手舞足蹈起来，一派天真的模样。问起他此行的感受，他近乎撒娇地抱怨出版社替他安排的活动太满，全面“主宰”了他的生活，以至于他连看书散步的时间都没有。
　　聊及自己的各种遭遇及世事变迁时，他才流露出他的小说中常有的沧桑感和悲悯之情。早早就历经了人世忧患，生于1937年，人生的头12年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7岁时患上肺结核，与家人隔离，四年多的病中岁月里饱尝孤独。为躲战乱，他跟着全家从桂林迁至重庆、上海，然后辗转至南京、武汉，1948年从广州抵达香港，四年后终于在台湾安定下来。
　　20岁时开始写小说，第一篇《金大奶奶》便出手不凡，名作有《台北人》《纽约客》及长篇小说《孽子》等。近些年来，他不遗余力推广昆曲，排演青春版《牡丹亭》，而他自己也仿佛重返青春，日益天真乐观。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人生是倒过来了”，年轻时满目尽是沧桑，到了六七十岁，心理上反而年轻起来了。
　　《Lens》：你是到台湾后才与你父亲亲近起来的吗？
　　白先勇：是的，到台湾后那段相处的时间比较长，11年，没有间断。在台湾之前是比较少接触的，都没有怎么在一起，他都在打仗，间断地回来看一下。不过偶尔回来也不会陌生，父亲的形象是固定了的：穿着军服、骑着马回来，都是英雄形象。小时候我也骑过马，有一张我6岁时的照片，骑在马上，有马夫拉着，不是他的马，他的马什么人也骑不住，只有他一个人能降得住。
　　《Lens》：你父亲曾对你有过什么期许吗？
　　白先勇：我父亲还算开明的，这是我自己的追求，没有限定我要做什么事情。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有科学救国这样的理想，所以他好像希望我们学工程。我学过水利，想修三峡大坝，不过很快就转去学外文了。
　　《Lens》：很奇怪，你怎么会有修三峡大坝这样的理想？
　　白先勇：那时候我念过一本地理书，说建了三峡大坝，中国就富强了，我就相信了。当时在成功大学，我的功课是很好的，在水利系考第一名，但只是会考试，我晓得自己不会做一个很好的工程师。我最爱的还是文学，感触最敏锐的还是这方面，所以我就重考台大。
　　《Lens》：你7岁时得了肺病，一病四年多，被隔离开来，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度过这四年的？
　　白先勇：我就看小人书，《七侠五义》、《三侠五义》，还有武侠小说、连环图，只能看这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字认得有限。那时我们家有个厨子，叫老央，很会说书。那时每天我很重要的娱乐，就是端个小木凳子到厨房去一坐，他就一边洗碗，一边给我说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大概是老央，他让我知道怎么把故事说得有声有色。
　　《Lens》：除了看书和听故事呢？
　　白先勇：非常孤独，非常寂寞。人家的小孩都在外面玩，蹦蹦跳跳的，只有我被撇在那儿，不准出去，不准乱跑。那时候肺病很可怕的，每天要睡午觉，要静养，每天喝两杯牛奶。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碰牛奶，喝怕了，一闻到牛奶就想吐。
　　之前我的性格是很外向的，经过这场病，变得有些孤僻起来。我蛮敏感的，因为自己有病痛，所以好像对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内心可以感同身受，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写作的泉源吧。
　　《Lens》：那时除了父母，谁是你最亲近的人？
　　白先勇：当时我能接触的人很少，都是保姆照顾我。我非常感谢我保姆顺嫂，我那四年生病，她照顾我照顾得非常好。
　　顺嫂是桂林女人，她有个儿子叫七生，比我大几岁，我们小时候玩在一块儿的。后来我们离开大陆，走得很仓促，顺嫂跟着我们走了，没有带走七生，他就落在这了。经过好多年我们又见面，我每次到桂林，他都来看我，讲讲小时候的故事和他的遭遇。
　　他后来折腾得不得了，全中国跑。因为跟白家的关系，“**”时戴帽子，他跑到内蒙古去，后来又回到桂林。现在有了孙子、外孙，晚年过得挺好的，但是讲起来，真是人世沧桑。
　　《Lens》：顺嫂是终老在台湾吗？
　　白先勇：顺嫂终老在台湾，我很佩服她的人生观，六十几岁再去嫁人，找个老伴，我鼓励她这么干。后来老伴过世了，她就一个人，后来知道自己生病，她就拿了积蓄的钱，到处去玩，最后死在了香港。她很豁达、很勇敢。
　　《Lens》：你对当时的战乱还有印象吗？
　　白先勇：有，整天逃难，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我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逃。那时候桂林、重庆都在轰炸，全家四处逃难，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我的童年。一出生就赶上中日大战，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国共内战，前前后后12年，都在打仗。我是到了台湾后才真正安定下来。1948年从广州上船，睡一觉起来，就到香港了，但没想到这一出去就是39年。
　　《Lens》：在战争中这种世事无常的感觉是否更强烈一些？
　　白先勇：有，你想一下，好不容易弄个房子，住得好好的，第二天门一关就走了，就这么快，什么都不能搬，什么也不能带。那个时候是到处为家。我们从武汉坐火车逃难到广州，粤汉铁路，火车慢，摇这么一两天才到了，觉得挺好玩的，到处看，看看外面。12年都在兵荒马乱中，就是那种生活。
　　《Lens》：你觉得你是比较早熟还是晚熟？
　　白先勇：现在自己回头看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对人世的感受很早熟，《台北人》是我二十五六岁写的，那时候写的是我现在——六七十岁人的心境，所以那时候心中肯定是很沧桑的。现在到了六七十岁，去做青春版《牡丹亭》，反而特别年轻。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倒过来了，心理上颠倒了。
　　《Lens》：你有过那种成长的痛苦吗,或者是成长的转折点？
　　白先勇：有的，成长很痛苦的，突然间对人世有了一些了悟，尤其青少年，当然对世界有很多很多幻想、期望，然后这些一个一个被消灭掉，慢慢地成熟。我母亲过世（是在1962年，“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白先勇回忆说。葬礼上，父子见了最后一面，再四年后，白崇禧也离开了——编注 ）强迫我看到了人生的大限和无常的那一面，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母亲过世后我立刻就去了美国，环境也变了，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