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化生存”下的专业定位与出位竞争] 明日之后生存基金

　　［摘要］“基金化生存”主要是指在国家相关文化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进行的文化、学术和出版活动。“基金化生存”呈现的是出版者面临的转型困境和生存困境。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面临重大历史机遇，但“基金”只是起点，不是目标，在具体实施中，一定要将“基金化生存”与出版社的品牌战略结合起来。在运作策略上，必须要做到专业定位；在竞争策略上，必须要进行出位竞争。
　　［关键词］地方中小出版社　古籍出版　基金化生存
　　中国的图书出版结构可以有多种不同角度、不同标准的划分。以出版社的“出身”来划分，可划分为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中央出版社大都建社历史较长，有资金、有资源、有渠道，地方出版社当然也有大社，但是大都资金少、资源少、渠道窄。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逐步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截至目前，全国的所有出版社已经先后完成转企改制，出版社也已逐步适应市场，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是在出版业日益市场化，尤其是出版行业集团化的当下，中央出版社也纷纷组建集团，可谓强强联合，而地方中小出版社在选题策划、资源竞争、资金力量、人才储备等方面，与出版集团之间的差距不是变小，而是在变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或许是今天很多地方中小出版社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然调适的路径和应对困局的策略也并非没有。走“专精特新”的出版之路可谓是地方中小出版社的一个很好选择。这之中，古籍类图书的策划与出版，或许不失为一个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新方向。
　　一、古籍出版面临着重大机遇
　　古籍出版是一个古老且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是一个需要高水准选题策划和编辑人才的门槛较高的领域，也是一个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领域。因此，新中国古籍类图书的整理出版，也是集中体现国家文化战略、计划性非常强的领域。这种计划性，应该说发端于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古籍出版的计划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部署，制定规划；二是指定专门的古籍出版机构，明确分工。比如，1958年，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为专业古籍出版社。但在当时 “左”的思潮的冲击和干扰下，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尤其1966年“**”爆发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虽然1971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到1978年春全部出齐，但出书总量极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则陷于停顿。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变化。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指出古籍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整理古籍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颁布实施，更重要的变化是打破了原来古籍出版“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绝对分工格局，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至此，古籍出版的国家规划、一批专业古籍社实施、资金扶持的运作模式渐次形成。在这一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下，新中国的古籍出版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成绩斐然。
　　据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其中1982年至2002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82年7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这些专业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充实到专业古籍社。
　　然而随着出版业的日益市场化，专业古籍社纷纷涉足其他领域，而大量非专业古籍社也开始介入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古籍社兼涉其他领域，是否成功，姑且不论，但是，各个地方原来非古籍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图书出版，却大多不成功，并未给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品牌创建、效益增长带来太多助益。事实证明，地方中小出版社要进行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在古籍图书市场分得一杯羹，很难。究其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内在的、主观的原因主要是低质重复、操作粗放，甚至盲目跟风、轻率失范。外在的、客观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古籍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却相对集中。据统计，目前可知的中国古籍有近20万种，但是成熟的可以转化为出版产品的资源，却相对集中。这种集中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的专业划分下所形成的，以二十余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其中尤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等老牌大社更为集中。（二）古籍类图书的含金量虽高，但市场极为狭小。古籍类图书的文化价值很高，优质的古籍整理图书，具有长期的、不可磨灭的文化传承价值，也是重要的常销书品类，但是做好了，叫好不叫座；做不好，则既不叫好更不叫座。除少量书外，大量的古籍类图书很难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域，是典型的小众图书。
　　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历史形成的，第二个则是古籍类图书的特性使然，无可更改。但是，地方中小出版社在古籍出版领域并不应该气馁。面对“浩若烟海”“汗牛充栋”的古籍，国家鼓励更多出版单位参与古籍类图书的整理与出版，并逐年加强工作的规划性和运作的规范性，也逐年加大对古籍类图书整理出版的资金扶持力度。应该说，地方中小出版社的古籍出版之路，面临重大历史机遇。
　　二、“基金化生存”只是起点，而非目标
　　“基金化生存”这一概念是俞晓群先生的发明，主要是指在国家相关文化基金的资助和扶持下，进行的文化、学术和出版活动。“基金”的产生，其实是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上存在“文化价值高”而“商业价值低”的这一关键性矛盾。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价值规律左右着文化产品的走向，缺乏商业价值的东西，像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以及学术文化等，自然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冷落”。因此，俞先生认为：“‘文化基金’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又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积极地开展基金建设，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