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道德和情欲:关于食物与道德的辩论赛

　　报业大亨诺斯克利夫勋爵曾告诉手下的记者，报道以下四个题材是绝对符合公众利益的：犯罪、金钱、爱情和食物。而最后一个题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这样说，即使在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也只有少数人会关心犯罪；一个不存在金钱的经济体和一种不存在爱情的繁殖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生活中不能没有食物。食物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质，而“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吃东西是人类文化的标记，人们通过聚在一起共餐，证实彼此之间相互的归属感。耶稣和十二门徒在最后的晚餐时吃了什么?这仿佛已经无从追究。葡萄酒、面包和水一定是有的，但在那种悲痛凝重、疑云密布的情况下，再好的美食也许都不能勾起胃口。这样的晚餐还不如改成集体座谈。
　　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那部声名卓著的作品——《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中指出，并不是吃东西决定了你的文明程度，而是烹饪，尤其是你是否对食物进行加工才决定了你的文明程度。生食与野蛮、原始以及暴力相关，而熟食则代表文明、成熟以及社会交往。因此，当你烹饪晚餐的时候，你并非只是用热量把食材加工熟那么简单，你也正在展示人类烹饪的文化底蕴——你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与生俱来的野蛮性。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整个文化体系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双重结构之上——给予与获得、朋友与敌人、神圣与亵渎。其中，生食／熟食的对立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从本质上区分了已经开化和落后的文明。但是，这之间的区分有时并非泾渭分明，例如腐烂。虽然人类在有关能够吃什么的问题上，有各式各样的禁忌，但腐烂却设立了一个更加无法逾越的界限，不管你是否烹饪某种食材，它最终都会变质，而它的腐烂，将几乎成为文化的对立面。
　　在文化的游戏中，一定程度的腐烂——脖子耷拉的松鸡、变味儿的法国camembert软质乳酪、变形的榴莲——和普通烹饪水平比较起来，反而能够成为美食的“王牌”。虽然生食和熟食的区分在人类学家那里是有价值，但腐烂属于唯美主义者。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说：“只有当野鸡肉开始腐烂的时候，才能到达那种值得称赞的境界。”布里亚·萨瓦兰还说：“饭后没奶酪，犹如美女瞎了一只眼。”
　　有的时候，仅仅成熟是不够的，只有过分成熟才能够更好满足你的口味。在这个语境之下，口味是一个负载过重的词语。布尔迪厄认为，口味跟人们通常所定义的意思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一种在审美上作出有洞察力选择的那种能力。
　　变得“开化”起来，通常意味着去吃掉所选择的食物，即使这些食物几乎都要彻底烂掉。这种选择正好与西方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界定的“晚期风格”相一致。这种现象所描述的是，在创作者生命达到成熟阶段时候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会获得一种深度和一种精妙性。它不仅仅能超越创作者年轻时期的作品，而且还能成为伟大的作品。“晚期性”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会让人感觉莫名其妙，而是能够增强作品的个性。
　　所有这些有关过度成熟的审美学观点，都有一个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对立面：完全不经过烹饪，但这些食材依然能够完美展现你的文化水准。端到餐桌上的粉红色的生肉暗示了这一点，酸橘汁腌鱼使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而最能够彻底“直言不讳”证明这一点的，是太平洋牡蛎、黄鳍短须石首鱼生鱼片、鲟鱼鱼子酱、生鸵鸟肉片或者是鞑靼羊羔肉——在被放到盘子之前，这些食材都需要进行比烹饪更加费心思的准备加工。
　　1935年，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创作了《画像》，画中的盘子里有块生牛肉，这块肉上却瞪着一只人的眼睛，盘子旁边摆着刀叉、杯子和酒瓶。这块瞪着人类眼睛的生牛肉的不甘死亡令人想起路易斯·布努艾尔和萨尔瓦多·达利合作的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它让人想起影片中那个著名的特写镜头：一只眼睛被剃刀划开。它还让人想起影片中的许多性虐待镜头。除此以外，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眼球意味着睾丸，悔恨交加的俄狄浦斯就挖出了自己的双眼。
　　任何社会里，饮食行为的诸多特质里，总是会有几个被加上道德的涵义。例如食物种类的选择，或者吃与不吃的选择等等。电影《厨师、大盗、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就表现了饮食光谱中的两个极端点：一方是残暴的饮食，一方是文明的饮食。电影中，大盗妻子的情人被厨师用法国菜的做法制成了一道大餐，这是一个极度荒诞，充斥着性(用身体做餐桌)、暴力(吃人)和黑色幽默的另类“美食”系统。当食物和性爱、宗教、暴力烩于一勺时，实在很难让人觉得美好和亲近。就像大岛渚的《感官世界》中经过阴道烘调的那枚鸡蛋，散发的是食物之外的死亡气息。而《沉默的羔羊》则通过机智的谈吐与优雅的举动，去平衡“食人狂魔”汉尼拔身上的野蛮性。就连中国“哈姆雷特”加“雷雨”的混合版电影，也加上《夜宴》的名号，借食物的铺排预示盛名。
　　在《吃的后现代》一书中，廖炳惠以“前现代”、“早期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阶段划分，讨论饮食之中所蕴含的文化诗学在各个阶段的不同面貌。大体说来，“前现代”时期以祭祀为主要的活动，饮食基本上是与天地诸神共享，利用饮食与天地万物形成精神、灵魂上的交换，以得到福报和保障。在这样的时代，食物具有仪式性的作用，经常是用来祭祀祖先以及部落图腾。在前现代时期，食物在文化及政治上形成区分作用，产生区隔与自我巩固，在政治统治权与供奉食物的政治秩序之间达到一种对应关系。在前现代的“尚飨”仪式里，天坛、宗庙或圣地往往是饮食供奉的场所。
　　大约在七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东西方人类进入“早期现代”期，厨房及进食的公私特定空间(如餐厅、客栈)开始出现。各种具备地方特色、区域性的食物风格逐渐形成，产生“再现”地区色彩文化的性格，逐渐形成“国家烹饪”的机制。这个时期已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及都市化机制，建立了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的雏形。在发展中的理性秩序或归属于一个领导者的不同地区中，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特殊的地方色彩，拥有各地区的特殊菜肴，但是同时又能产生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其他不同的文明逐渐发展出更具理性及系统性的分野。比如中国菜、法国菜和意大利菜等各种民族文化的区分；地中海地区以葡萄酒和羊肉烹调而成的特殊风味，与北欧、非洲其他地区饮食习惯的不同；希腊偏爱烧烤与法国注重烘焙的差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