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张借条,后期加内容,发现么 [1978年发现的借条]

　　1978年仲夏的某个下午，我正在窗前复习一本高三的《代数》下册的内容：若某事件概率为p，现重复试验n次，该事件发生k次的概率为P=C(k，n)×p^k×(1－p)^(n-k).C。这样绕梁三圈还不止的艰深公式，令我这样一个“**”伊始混过三年初中，即到宣江站当工人已近七年的后生子，不免头大如斗。看着看着便走神。
　　窗外是无限风景，隔壁阿平种的几蔓丝瓜，从一棵柚子树的不同侧面攀援而上，再蜿蜒蛇形而下，在我们这排光棍宿舍后屋檐下的电线上热烈地汇合，几百朵雌雄邀约的黄花绽放如五线谱上的旋律，于是蜜蜂来了，蝴蝶来了，蜻蜓也来了。这样缤纷的场面，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天鹅湖片段可以媲美，“若某事件概率为p”远远不能牢牢吸引一个旷废学业多年后生的目光，尽管他早已厌倦按部就班的生活，对高考恢复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无限向往。
　　我忽然发现，在缤纷之中，有一只小小的寂寞的蜗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险阻，攀上了丝瓜蔓，行走之慢，几乎看不出它的蠕动。
　　南南，在屋里吗?阿平就是这时候敲响了我的门。阿平是整个车站唯一会先敲门的男人，即使门虚掩着。一个人的优雅，有时只需要一个细节。
　　我叫了一声进来，阿平就拖着一条残腿进来了，不肯坐我的床，我只有将对面一张置放行李的空床抹一把，让他坐下。
　　你给我出出主意。他说，展开手里的一个练习本，小心翼翼地夹着一张陈旧的纸条。上面的字迹虽然漫漶，但是还可以分辨：
　　收据
　　本大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借到陈东先生家中正式和三八式步枪各一支，子弹600发，稻谷一千二百斤，茶油二十斤，黄牛一头。打下江山之后一并偿还。
　　经收人　县大队长　李森林
　　我一愣，遂问，你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看见他委屈的目光，我立即就后悔了，改口道，真不晓得，你家里曾经有这样吓人的老底!
　　阿平是站东扳道员，前年秋天，司机张大车只身进入专用线卸空的油槽车里掏煤油，误人的是汽油车，张大车带入的明火顿时引燃，惊呼之中，阿平冒险进去将他背出来。转瞬间，张大车烧成了一个残人，阿平落下一身烧疤和一条残腿。车站工会的救助十分有限，一年的补助，我看刚够他在乡间找土郎中的草药费。一条残腿从大腿根部开始发炎灌脓，创口总不愈合，几米之外就闻得到混合着膏药味的腥膻。即使夏天，他也不敢穿短裤。他的老家是郊区福田的菜农，今年端午节我去过，一幢老屋东倒西歪，用几根杉木，吊上石块，四壁撑着。更兼一家的病痛：父亲早年在车站货场做临时工，1960年因肝腹水而回家，母亲尿毒症，妹妹自小脑膜炎烧坏了脑子，走路都打趔趄，十六岁了却从未进过学堂。
　　我隐隐感觉，他这时候出示一张三十年前的借条，实在是下了决心的。遂问，这个李森林，如果还在，起码是个地市级高干吧?
　　是啊。阿平说，他腿痒痒，一坐下就两只脚互相蹭个不停。我查了宣江地方志，他1964年做到行署副专员，1964年冬天就病故了。
　　好可惜啊!我失声叫道，那怎么办啊?死无对证!
　　阿平道，陈东是我公公，我父亲叫陈贯南，父亲生于1933年，也就是说，李大队长在我家借宿打借条的时候，他已经十五岁了，一式一样，记得蛮清楚。
　　我说，那又怎么样?现如今，李大队长不在了，你公公也不在了。尤其是，李大队长不在了。
　　阿平道，我父亲还记得，李大队长生得又矮又黑又瘦，却一身好力气，一口气能吃三大碗米饭。屋角边一盘石磨，一百五十斤，他一收腰就举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当年不去找李大队长?莫非当年你家不缺钱?
　　阿平道，我家土改差点划了地主，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二十亩地一直租给别人种的。李大队长当时做了县长，发话说，福田陈家支援革命有功，不要往死里抠，才改了一个小土地出租。就这，已经给李大队长添了不少麻烦，以后哪里敢做出头鸟。
　　我说，借条却是保留下来了。
　　阿平道，我公公讲，留下是个纪念。“**”当初，也差点被我娘烧了。
　　我晓得，阿平是个很谨小慎微的人，如果不是困难到了极处，是不会展示这张借条的。他能够先来征求我的意见，足见他对我的信任。一股无名的豪情，顿时在我心头涌动。
　　在宣讲站，我和阿平最是投缘，想必是互补所致。我外向，他内敛；我好动，他喜静；我长文科，是车站大批判专栏的主笔兼各式批判会的主角，风头之健，有点现时单位新闻发言人的意思；他长理科，尤其做数学题，居然是他工余的消遣之一。但是阿平害羞，比女孩子还容易脸红，即使跟熟人多讲话，也不能自持。自从我复习备考以来，每次的数学练习题，都是他拿去批改。我从心底感激他。
　　“**”荒废了我的数理化，让我在得知高考恢复之后，只能考取文科，我的语文有六七年的童子功，小学四五年级就有三篇作文上过《前线铁道》报，连带政治、历史和地理三科并蒂绽放，于是，复习时间的大部分都在初中到高中的十几册数学上盘桓。
　　阿平欣赏我的挥笔成章以及舌灿莲花，无论是批林批孔，崇法批儒、批《水浒》……那种响遏行云的句子滔滔汩汩而来。每次开会，他总是早早来到货场二楼的车站会议室，在第二排居中坐下，他眼里流露出的真心仰慕，在那个物质和精神一样干瘪如同罗丹《老妓女》胸前乳房的时代，让一个比他小两岁的青年工人的虚荣心得到无限的餍足。我代表某某车间发言之后，走下主席台，他必定递上一只军用水壶，里面盛着满满一壶白糖水。
　　我曾经鼓励阿平一道参加高考，起码在“**”荒废了一代人数理化的时辰，他会有一个超乎常人的发挥。可是他婉拒了，理由很简单，面对一个败落的家庭，只有他每月三十八元钱(另加每个夜班三毛钱，一个月十个夜班，计三块钱)的工薪收入，一旦他上了大学，谁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里外?这不，现在就遇到困难了。
　　我说，我要拿着借条去找站长。
　　他眼里一半是感激，一半是犹疑。问，合适吗?我要不要去?
　　我极其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偷不抢不伪造，凭证在此!你可以暂时不去。
　　他眼里就全剩下感激，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起来腼腆地直搓手，好像面对的不是他的老朋友而是一个气势太过雄壮的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