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之间的友谊_列宁重视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

　　摘 要：列宁非常重视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等档案资料，亲自查找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书信。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划拨巨额资金，并给工作人员广泛授予权力，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献能够及时收集和妥善保管。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档案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高瞻远瞩，非常重视收集、整理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和书信等档案文献，并把此项工作视为国际主义义务。他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
　　1 致信询问，查找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长期旅居在国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马克思逝世后，他的女儿爱琳娜出版了他在《论坛报》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多篇文章，其中，部分已经译成俄文。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像他的许多书信一样，还没有完全收集起来。”[1]他还提到：“马克思为国际总委员会拟定了许多宣言、公告和决议。这些材料还远未加以研究，甚至还没有完全收集起来。”[2]“同时，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1905年～1906年的一些小册子的俄译本的目录，无疑也是不完全的。” [3]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收集、珍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的时机尚不成熟。“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后，从人力、资金、保管等方面看，积极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等档案资料的条件已经具备。1921年2月，在《致达?波?梁赞诺夫》的信中，列宁询问梁赞诺夫：“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例如，1894年，《莱比锡人民报》论唯物主义的书信？……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那个目录能不能给我看六七天？”[4]1921年9月20日，在《致弗?维?阿多拉茨基》的信中，列宁问阿多拉茨基：“您能否帮我找到下面两件材料：（1）恩格斯的那篇文章……（2）恩格斯1853年4月12日致魏德迈的信。”[5]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查找工作，对从国外收集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新文献很感兴趣，时常亲自翻阅。“有一次，当他的图书管理员为他收集到珍贵的马克思恩格斯《未发表的论文（1852年～1854年）》时，列宁非常高兴，立刻把它补充到他为格拉纳特辞典写的《卡尔?马克思》条目的‘参考目录’中去。”[6]
　　2 建立机构，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虽然，他们的手稿、书信被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保管，但还有一些著作、手稿、书信、论文、摘录、照片、文件等散落社会各处。列宁非常关心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书信、文件等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利用俄共（布）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有利条件，积极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他认为，完成该项工作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只有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建立专门的档案资料收集机构，才能完成此重任。根据列宁的倡议，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作出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月11日，俄共（布）组织局决定，该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达?波?梁赞诺夫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研究院负责系统搜集、收藏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等档案资料，并拟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21年2月2日，列宁在《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信（摘录）》中谈道：“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已经在这里收集到的著作，是不是编有目录？我们是不是在收集（或复制）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或者是这件事还难以办到？”[7] 根据列宁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不遗余力地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搜集和收藏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立初期，收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档案资料非常少，“只有从劳拉的财产中得到的八封马克思给卢格的亲笔信”。[8]后来，工作人员又“在列宁格勒普列汉诺夫纪念馆发现了1889年～1895年恩格斯写给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克拉夫钦斯基的信件，还有一些是给爱琳娜的书信”。[9]“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7月11日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认定为苏联境内唯一一家负责保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出版其作品有直接关系的所有原始文件的国立机构。”[10]
　　3 组建网络，搜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广泛授权，允许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外采取各种灵活措施搜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遵照列宁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不仅在国内搜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他们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外，多次奔赴欧洲各国，搜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在列宁的关心、支持和授权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在欧洲各国为研究院建立了一个通讯员网络。通讯员们的职责就是为研究院的档案馆充实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的原始文献”。[11]研究院一批精通外语，政治觉悟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秀人才被派住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担任通讯员，全面搜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驻法国通讯员的先后有鲍里斯?苏瓦林、列昂?伯恩施坦和亚历克斯?吉恩，德国的通讯员是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英国的通讯员是哈里?斯蒂文斯。”[12]梁赞诺夫也和这些通讯员一起在国外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档案资料，他们和欧洲各国的古董店、文物商、博物馆、图书馆、书店、收藏家以及很多社会机构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们不辞辛劳，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大英博物馆、科伦历史档案馆、警察局的档案库、古董文物店、各国的旧书店，马克思就读的中学、大学，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工作过的城市，甚至远在美国的纽约公共图书馆，都留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人员的足迹。得知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手稿、书信落入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领导人手中后，梁赞诺夫还专程登门拜访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施坦、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德勒，想方设法搜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书信和发表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