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风花雪月是什么意思

　　 内容摘要：《汉口的风花雪月》所描写的背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汉口，本文作者抓住这个大背景，从里份文化和戏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创作的心理因素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作品的价值。
　　 关键词：《汉口的风花雪月》 背景 文化 价值
　　
　　 读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让人联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文学的两个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写女性，却主要表现沦陷时期大家族中女性人格的畸形蜕变。姜燕鸣虽没写蜕变，却写了中层阶级女性的复杂心理的嬗变和情感困惑，通过一个个巧妙设置的故事，来展现老汉口旧时女性的哀怨情，离别情和悲欢情，通过乱世情殇，来折射汉口往事。姜燕鸣的小说也因此受到关注，其近年发表的多部中篇，由于题材新颖，故事好读耐读，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扩大了在文学界的影响，引起省内外关注。
　　 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所描写的背景，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汉口，圈定在这么一个特殊年代来展开乱世情殇，说老汉口往事，作家自有其考虑。小说时空的圈定，其实包容了诸多复杂的创作心理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地域化的文化因素。
　　 武汉的城市文化特点是什么？因两江地理造就的三镇格局，社会分工的形成群居态势，三镇文化差异也显而易见，如武昌人文荟萃以及厚重的历史体现的精英文化；汉阳郊县大片的农田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汉口码头的繁荣出现的码头文化，尤其是汉口市民群居形成的小市民文化等。武汉城市文化就有了多元性。很多武汉作家都在小说中写到了这种文化特质，如方方、池莉等作家的新现实小说，集中写到了汉口底层社会的市民文化；胡发云则在自己的一批新文化反思小说中，写到武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精英文化。
　　 姜燕铭的小说与以上作家不一样，其小说里的人物，基本上都生活在老汉口租界纵深的巷子里，属于中产阶级，武汉把这种遍及三镇的巷子叫做里份。里份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社区文化。它在时代大文化背景的投影下，也保持着自身文化固有的个性，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小康殷实，衣食无忧，有文化，有身份。战乱时期，因殖民地租界地段的保护，他们虽有片刻的安全感，却又迫于动乱，安危难测，心理的承受和精神的压抑，显然更复杂些。他们的行为方式受到战事制约时，相对又充满自由弹性，在没有警报的日子里，他们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哪怕战事迫在眉睫，他们依旧声色犬马，忙里偷闲地追逐情感，从而构成了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因果关系。
　　 姜燕鸣在展现这些人物性格因果关系时，与张爱玲、苏青异曲同工，将叙事建立在女性情感投焦上，其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敢于冒着时局动荡的危情，保存着一种与乱世相悖的惯常生活方式，她们进舞厅，进戏院，购物，追求感情。如第二章“蝴蝶杯”、第二章“白梅生的初恋”、第三章“在柳枝巷”、第六章“杜文丽小姐”、第七章“鸳鸯锦”里的人物，都有这种复杂心态的精细描写，她们固守一方，表面热闹趋时，内心惶恐忐忑。
　　 《汉口的风花雪月》的故事曲折复杂，人物，事件都带有很浓郁的传奇色彩。而且我们从小说里，感受到姜燕鸣的用心，她有意识将戏里的故事延伸到戏外，用戏曲技巧促成叙事策略。
　　 从戏曲的角度来展示故事，应该有老汉口文化特色。众所周知，国粹京剧脱胎于湖北的汉剧和安徽的徽调，武汉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北文化兼容带来南北戏曲汇粹，尤其是汉口，素有悠久的戏曲传统，汉口人拥戴戏曲的热情，促使了武汉戏曲的繁荣昌盛。姜燕铭在小说里多次写到老汉口久负盛名的老戏院，如大舞台、天声戏院、新市场等，都在汉口。尤其是新市场，地位作用显赫一世，它与上海的大世界，天津的劝业场，成为旧时中国戏曲展示风貌的重要窗口。当年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等统领京剧潮流的著名艺术家，都亲临过汉口的老戏院演出。汉口因此与北京、上海、天津一道，成为中国戏曲展示的四大码头。
　　 而戏曲繁荣的景观和戏曲交流带来的文化反思，在我们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姜燕铭做到了，她将戏曲引进小说里，将戏曲故事与小说故事巧妙糅合，不仅写出了老汉口历史沉淀中的中产阶层的性格文化特质，也富于传奇性。
　　 “蝴蝶杯”是小说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章节，故事以楚剧当红艺人黎曼妹与富家公子沈季昀的感情为线索，将楚剧传统名剧《蝴蝶杯》作为情节衍生的筹码。而在第三章“在柳枝巷”里，也调动了一些戏曲手法，用欲扬先抑法谋篇，引出故事。我们也通过小说，进一步认识了姜燕鸣的叙事策略，受传统戏曲的影响。现代小说反对小说叙事的戏剧化，然而小说要人物集中，情节引人入胜，难免动用一些戏曲技巧，如巧合、误会、甚至激变等，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在《汉口的风花雪月》里随处可见。
　　 《汉口的风花雪月》原是一组题材内容相近的中篇，作家将之扩展延伸为长篇，采用人物连缀来结构谋篇，每个章节里都有很强的故事，也许是一味追求故事的曲折性、生动性、完整性和复杂性，而忽略了对人物的塑造。尽管每个章节里的人物都有性格雏形，但没来得及露出清晰的面目，就被故事淹没了。仔细分析，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是没有依照小说的根本，即围绕人物性格主导因素来谋篇，形成故事线索，“说”大于“塑造”，而且故事叙述的粗疏处，也时有可见。特别明显的是，大多章节的结尾，都收在高潮处，这不能不说是戏曲因素的局限。而小说与戏曲是有偏重的，同样在冲突中叙事写人，但小说叙事时应该区别于戏曲，应该在时间进程中凸现人物性格。“采用时间化的模式，按照人世间的行为在时间中演进的形态而铺叙，有时却是按照某种‘空间性’的模式而传达。”[1]
　　 姜燕鸣曾说过，写了一批老汉口题材的小说后，有些惶惑和疲惫，觉得题材过时。她近期的小说开始转向当代性。我觉得没有必要，小说固然要与时代共振，但时代并不是一个抽象存在的时间年代表，而是与人物共同交织的东西。正如英国学者A・N・怀特海说的：“伟大的艺术就是处理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的、转瞬即逝的价值。”[2]
　　 《汉口的风花雪月》的价值，恰恰是被我们忽略了的，让人缅怀的老汉口风情，以及这种风情里渗透出来的、让人眼目一新的“陌生感”。从接受美学来看，小说的“陌生感”，是导引阅读的一条通道，是展示时代风云的一扇扇窗口。作为地道土生土长的作家，姜燕鸣感同身受。
　　 《汉口的风花雪月》的价值还在于，汉派小说可考据的历史并不长，不像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有史可鉴，并形成规模，且得到文坛内外的公认。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南北文化汇粹，但小说创作没有真正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命脉中。用小说记录武汉沧桑的历史。姜燕鸣用她的创作实践证明了其小说的价值，不说是拾遗补缺，填补了这段空白，至少别开生面，崭露艺术头角。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都带有典型的老汉口中产市民的性格文化特征。只是这种书写稍显狭窄，视野范围应该更扩大些，选材可以从里份中跳出来，延伸到街衢巷尾，参透市井纵深，写出世态炎凉，写出悲壮慷慨，传出地道的老汉口风情神韵。
　　 小说写人叙事，事是人物性格发展的推动筹码，在逐步发展的时空中，人物的行为方式，语言个性，既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因果轨迹，也折射出时代风云，暗示出地域文化特征。姜燕鸣写小说很用心，也有自己的计划，她前期写了一组老汉口的故事，并将之连缀结构成长篇《汉口的风花雪月》，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暴露了一些不足。正如刘勰的“方搦其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说的是艺术家提笔创作前，踌躇满志，想说的话很多，但准备得再充分，一旦形成表达，不一定圆满尽兴。姜燕鸣的小说似乎也有这种遗憾，她有才华，有气质，也有很好的叙事潜力，语言清丽，有质感，只是叙事时，应该摆脱一些戏剧因素，加强对性格成因的描状，让人物尽量从故事里跳出来，让性格成为叙事的原发点。
　　 虽如此，姜燕鸣还是充分展现一个小说家的可喜才情，下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她的新的长篇，能看到她更精彩的老汉口历史风情画卷。
　　
　　 注释：
　　 [1]（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英）怀特海《科学与近现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3页。
　　
　　 吕幼安，评论家，作家，江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