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历史上的奇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文军长征”_中国抗日战争历史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我们曾经上演过震惊中外的“红军长征”的奇迹，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借此开辟了敌后战场。就战略撤退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引以自豪的是，他们曾经创造“敦刻尔克大撤退”(Battle of Dunkirk)的奇迹。不曾想到，中华民族竟然在教育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战略大撤退，创造了教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军长征”的奇迹。“文军长征”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崇高的教育精神，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更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征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营养，它滋润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思想境界。
　　“文军长征”的得名。面对日寇肆虐破坏我国文教事业的种种暴行，我国的学界名流､大学校长等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采取保护国家教育机构的有效措施，提出，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向后方迁移的主张。在教育界爱国人士的敦促下，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文件，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命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做好转移的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
　　由于日军进逼杭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率1937年度新生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西迁。1937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教师学生分3批出发，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前往建德。初迁西天目､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又经广西宜山，辗转两年，横穿6个省，最后迁至贵州遵义及其所辖的湄潭县，行程2600余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后来“文军长征”之名，不仅用于浙江大学的内迁，鉴于众多高等院校的内迁，都具有战略大撤退的性质，而且几乎都曾经历“长征”般的困苦，因此，“文军长征”这一名词就包揽了抗日战争时期所有内迁学校的经历。
　　中华大地刮起了一股“教育旋风”。最为著名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遂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其行程如歌所颂:“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①
　　国立同济大学，在抗战前，已经建成为国内知名的医学院，它在抗战期间，转辗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更甚，在抗战期间，该校辗转于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这些院校的内迁，犹如刮起了一股文化教育的旋风，有力促进了所经过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文军长征”和红军长征一样，是“宣言书”也是“播种机”。它向世人宣告，教育是立国之本，中华民族将不惜任何代价捍卫它，让它薪火相传，任何强暴也扑灭不了这熊熊的火焰!“文军长征”还是文化教育的“播种机”，它把文化教育的种子播撒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上，使它得以生根开花，繁荣滋长。“文军长征”，使从来没有建立过高等学校的地区，创建了高等教育;使原来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获得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受到了著名院校的文化熏陶，民风､教风和学风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诚如中央电视台摄制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总编辑､撰稿和制片人张曼菱描述的那样，在西南联大落脚昆明后，这座西南边城立刻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求知､兴学的世风:
　　“文军长征”创造了文明战胜野蛮的教育奇迹。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达3360余万元。② 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足以暴露日寇妄图毁灭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野蛮行径。“文军长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了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华民族的教育精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烽烟中得到升华。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国内迁高校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学生数在1939年就超过了战前，达4.44万人，学校数在1940年超过了战前，达113所。到1945年，高校数增至141所，学生数达8.省略tv.com 2006年03月02日
　　⑥⑦赵瑞蕻:《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引自钟叔河编著的《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潘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