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承诺_学校的承诺

　　张玉秀 译 　　[摘 要] 一所学校要想走向成功，有很多因素。其中，领导者的承诺至关重要，这个承诺是对教师队伍、学生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的坚定承诺，以为学生的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本文讲述了一个从濒临失败的学校走向了成功的历程，从变革的理念、内容，到变革的背景以及遵循的规律，多角度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学校的承诺；危机学生；文化变革；教师
　　[中图分类号] G47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1128（2008）02-0017-05
　　布曼中学的领导者通过发展广大的、研究型的教师队伍，以及建构师生间的信任关系，推进了校园文化的巨大变革。
　　1999年我来到吉尔瑞纳・布曼中学时，感觉就像到了狂野西部一样。尽管这所学校当时取得了一些成绩（文化），但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成功。教师之间没有很强的凝聚力，学校也没有指导性理想或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这就是学校重构之前的模样。
　　接下来的几年，学校的学业表现指数（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API②）一直徘徊在300~400分之间，毕业率大概是60%。教师进行封闭性教学，学生也是在没有直接指导下完成大量的作业。学生虽然可以与某些教师进行沟通，但学校中还是缺少自尊和相互之间的尊重。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学校最后还是有三名学生加入到社区的暴力杀人团伙中。学生来学校上课还会受到毒品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常常处于疲倦和饥饿状态。
　　再回头看，那时候的学生很少会为毕业后作打算，甚至只有极个别的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可行的选择。
　　然而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三年间，布曼的API增加317分，达到了目前的高分690分（2007年）。2006年，学校的API增加了214分。布曼每年能达到州里所规定的“适当的年度进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AYP③）。2006年，布曼中学通过高应变能力的高中生毕业考试（CAHSEE④）的毕业生有232名，学生的毕业率增加到98%。2007年，学校的毕业生人数破天荒达到275人。2005年，国家助学贷款教育情报交换所（National Student Loan Clearinghouse）称，60%的布曼应届毕业生注册初级学院或大学，创该年学校所在学区的最高人数。2007年，布曼竟然有8名学生直接被四年制大学录取。
　　布曼中学是一个文化多元、种族多样化的补习学校，该校拥有500名学生。2006年，学校中有56%的学生是西班牙裔、非洲裔、亚洲裔、菲律宾裔或者是土著美国人。布曼中学高度关注英语学习者，以及那些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该校因此被确定为接受第一条款（Title I）经费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已经完全得到了认可，并且两次获得加利福尼亚模范进修高中奖（California Model Continuation High School Award）。更为重要的是，对数以万计的走向失败的学生来说，布曼中学已经成为他们希望的灯塔，这些学生中有很多原本是朝着监狱迈进的。
　　
　　一、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在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合作下，我们在布曼中学推进了文化的巨大变革，并且以每个学生都能成功为愿景，热情饱满地工作。我们招聘有才能的教师，为他们提供广阔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师发展机会，集中精力创造师生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我们成功的秘诀就是：一个共同的愿景，即不选择失败。任何一个不全心全意为提高学生成绩努力的老师，我们都要辞退。
　　吉姆・柯林斯在其著作《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2001）中指出：那些在从优秀到卓越转变过程中的决策者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车将开向何处，然后把人们带向何处。他们首先是载到了正确的人（错误方向的人都下车了），然后才明白将车驶向何方。
　　教师们一旦坐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就要与其合作，来研究最优秀的实践方案以改进教学。教师、领导层以及部门会议成了智囊团解决问题的过程。
　　借用理查德・达夫《不惜一切代价：当孩子不愿学习时，专业学习社区如何回应？》（Whatever It Takes：How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Respond When Kids Don’t Learn”）（2004）书中的模型，我们反复地问自己有关他的“三个典型的问题” ：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学习，但具体要学什么？我们将如何知道什么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获得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当学生不学时，学校会发生什么事情？
　　教师阅读书籍并以读书研讨的形式讨论了罗伯特・玛尔扎诺、迈克尔・斯莫克、鲁比・佩纳、里克・达夫、艾伦・布兰克斯坦以及迈克尔・富兰等人的著作，然后邀请这些校长来我们学校交流。
　　扫盲成为我们学校广泛关注的焦点。我们组成了一个扫盲小组，人员包括各个学科的教师。学校提出扫盲计划，所有人都有责任教授阅读和写作。接受了扫盲和英语教学语言发展高级培训的英语教师，学校允许他们有一段时间不承担教学任务，专门担任扫盲老师，为教师制定策略和干预计划以及测试学生的阅读水平等。
　　我们在课堂内做的整个事情都是围绕着阅读、写作和专业词汇进行的。迈克尔・斯莫克在《现在就要成效》（Results Now）（2006）一书中，鼓励我们要“边阅读边记笔记”，激发我们在课程上“阅读并思考”，以促进“真正的扫盲和智力发展”。教师在全校范围教学生学习使用思维地图（Thinking Maps），教师通过在所有的班级、对全部的内容范围使用这种方法，对学生的成绩承担责任。
　　我们讨论并实施了罗伯特・玛尔扎诺的九个最优的研究型教育策略：（1）找出相似点和不同之处；（2）总结和记笔记；（3）加强努力并给予赞赏；（4）家庭作业和练习；（5）非语言式表达；（6）合作学习；（7）树立目标并提供反馈；（8）假设与求证；（9）充分利用问题和暗示。
　　我们把凯特・金塞拉的专业词汇与我们的教学指导一体化了。学生的参与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基于项目学习方向的直接指导变成了一种工具。在这种方式下，学生成为了教育过程中推动变革的力量。
　　
　　二、引起变革的过程及其规律
　　
　　我们学校门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后，美国生物化学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Biochemists，ASB）组成工作小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因为最近这条街道被扩展成了一个繁忙的工业综合体，致使交通堵塞程度变成以前的三倍。学生们研究解决方案、提出意见、画出图表、设计PPT，向我们的负责人、校董事会以及城市委员会展示。其结果是：增加了人行横道、交通标志及道路标记，以确保交通更加安全。
　　这些学生与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讨论，提出交通安全的创造性方案。他们安排了与城市交通工程师的会议，说服其作出改变。圣塔克雷利塔市最近增拨了100万美元的预算计划，以修建我们街头的铁路交叉口，使学生们在穿越空旷的铁轨时，受到更好的保护。经历过此事，学生们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即要想实现变革，就需要按照过程和规律办事。
　　布曼中学着力提高教学，还不足以达到我们所预想的变革能力。在加强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改善班级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积极鼓励学生进行改变。起初，学生们习惯于以往在低期望下的“舒适”生活，并不愿意改变什么。迈克尔・富兰认为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在于：“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道德目的和相关信任的结合需要更多的付出，这使得旅程变得复杂和艰难，但却具有可行性。”我们必须界定我们所谓的道德目的，建立信任以便实现目标。
　　我们必须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去挖掘他/她善良的本意、激发其愿望来实现它，这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作为教师，我们努力与学生在“心理层面”上进行沟通，并以此作为一个入手点和连接点，影响教师与孩子们的每一次相动。
　　我们力求感知到每个学生的仁慈和善良，呼吁能够实现这种愿望，能够触摸到它并期待着。那些与“危机”学生打交道的教师意识到这一时刻，这一能够产生信任和沟通的行为，可以引导这些孩子进入光明的世界，并使他们朝着希望和可能性的生命迈进。
　　圣博那蒂诺郡统一学区的青年服务主任雷・库勒伯恩斯认为“混沌中的孩子急切地渴望能够与成人进行感情上的沟通”。他敦促教育家“与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某些故事，为他们构建一座桥梁”，并且他还说“如果你们之间现在建立了关系，那么这些孩子将在处于危机状态下听从你们的建议”。
　　自从在第15区域加州学校行政管理协会春季领导层会议（Region XV ACSA Spring Leadership Conference）上听到雷的讲话后，我每天都使用他的“五秒钟咨询”法。这种方法很简单、很基础，但就是它使我们与“危机”学生之间构建关系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嗨，遇见你太棒了！（握手）。事情都顺利吗？你需要什么吗？如果需要，跟我聊聊，我等你！” 我们成功的关键就是：与学生逐步发展关系，跟他们聊天，更为重要的是倾听他们的心声。这是人格构建的一部分。
　　为解决校园毒品使用所引起的文化失败，我们请来了行动父母青少年援助小组（ACTION Parent Teen Support Group）。我们鼓励那些滥用毒品的、行为处于“危机”状态的学生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该会议主旨就是使毒品沉溺者或酗酒者重新改过。在行动咨询家卡罗尔向清一色的男孩子讲述他的团伙、毒品和监狱生活的经历时，即使是外表最冷酷、最傲慢的学生也在认真地听，并点头表示认可。
　　当学生们了解到经历父母离婚、失去家园、贫困、双亲去世以及暴力等等痛苦时，让自己把痛苦说出来是有效果的，而不是藏在心底、用毒品来麻醉自己，这帮助学生们从沉溺中解脱了出来。无论学生身在何处，我们都用这种强有力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绝不回避毒品问题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解决技巧。
　　马丁・科若韦茨在《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儿童》（Fostering Resilient Children）（1999）中写道：“那些重视、尊重和了解学生的学校，就是那些培养学生适应能力的学校。这种学校的所有成人都相信，该校的每个学生都能够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头脑和精神来学习思维习惯。”
　　此外，科若韦茨探讨了学校文化培养适应能力方面的问题。这些包括了学校的“学生归属感，关注合作和庆祝成功的感觉，以及领导者主动与师生共处的重要性”。在与 “危机”青少年一起工作时，这些同情和沟通的途径至关重要。
　　道格・瑞弗斯提到 “无情的教师”以及他们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公平地对待每位学生的教师和领导者们常说的话是：“我们只是不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失败！”布曼中学的教师体现了这种愿景，即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完成任务并能够获得成功。这一信息渗透了布曼中学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
　　目前，有超过41.4万名加州学生报名就读选择性教育机构，我们必须找到满足他们需要的方法，并为他们提供希望。我校的统计资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然而我们的成绩却远远不止是数字能代表了。每当想起我们学校令人难以置信的跨越时，我就似乎看到了那些辗转生活在学院、技术学校，或者是在工厂努力奋斗的孩子们的面孔。
　　
　　三、统计资料背后的故事
　　
　　每个统计资料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要么没有获得文凭的希望；要么没有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但最终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战胜失败获得了成功。我想起了格洛里亚，8岁前她一直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流浪街头，后来由于受到极度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她被社会服务机构收养了。尽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却显露出超出她年龄的智慧。
　　格洛里亚写道，“我爱我的妈妈，这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和她一起穿过地狱。我为她偷取食物，放弃交朋友，因为我担心其他孩子会侮辱、嘲笑妈妈。因为没有钱买新衣服，我每天都穿得又破又旧。”
　　“那时，妈妈可能会在公共场合有‘上镜’的场面。妈妈的情绪总是在戏剧性地变化。她告诉我有人想方设法地要伤害我们，甚至是要杀死她。我能感到，在我跟妈妈出去的时候，其他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盯着我们看时的异样目光似乎能把我的后背烧出洞。谁能想象出一个7岁的孩子能向40岁的妈妈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如此不可宽恕的情景？”
　　格洛里亚在接下来的8年内都生活在寄养家庭里，因为她总是吵着要和妈妈重新生活在一起，8年内共换了7个家庭。而她的妈妈却在去年因为吸毒过度而死于街头。2006年12月，格洛里亚获得了布曼中学毕业证书，并于2007年11月在ACSA的领导层高峰会上荣获了“每个学生成功奖”（Every Student Succeeding Award）。在申请该奖的时候，她写道：“当我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我还有支持者时，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无法解释这种感觉是何等曼妙。”
　　我还想起了乔斯，一个街头暴力团伙的成员，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在少年司法机构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最后一次被捕是因为他藏匿了犯罪团伙的枪，而该犯罪团伙与一起谋杀案有关。
　　6个月前，他在青少年拘留所给我和他的其他老师们写了一封信，感谢我们在学校给予他的支持，并感谢我们对他的竭力帮助。去年6月，乔斯重新回到布曼中学，并最终步入了毕业典礼的殿堂，他成了他们家第一个获得中学文凭的人。
　　在监禁期间，他甚至还通过了CAHSEE，自学完了几何。他就读于当地初级学院，这种学习还是在刑事司法阶段进行的。乔斯的梦想就是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缓刑监督官。你能够想象出，他的案例故事对那些处于“危机”中的青少年来说，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吗？
　　
　　四、拒绝放弃
　　
　　我又想到了波奈图。这个孩子几乎少修了两年的学分，并且已经完全放弃了学业。很小的时候他就被其吸毒成瘾的妈妈抛弃了。当他想要退学时，我们做出各种努力坚持让其继续学业，他对我说我们对他“太苛刻”，以至于他“不能坚持下来”。而我们却没有放弃，波奈图终于还是穿着老师为他买的礼服，参加了毕业典礼。现在，他作为一名海军军人，特别服务于华盛顿的总统仪仗队。每次回来，他都会过来看望我们。我们希望他能够保持这个很体面（并且很安全）的工作就好了，但是波奈图的愿望是想到伊拉克服役。去年5月他从伊拉克打来电话，跟所有的老师都说了话，而那是他到达伊拉克的第一天。在挂断电话之前，他对我说：“再见，妈妈！” 波奈图从布曼中学毕业后就一直叫我“妈妈”了。
　　附有真实性资料的这些个人故事，支撑着希望的文化，以及许多选择性学校机构的学业成绩，并且他们每天都在激励我们给那些努力奋斗的学生最良好的祝愿。加利福尼亚有很多用承诺使学生取得成功的学校，而布曼中学仅仅是其中的一所。
　　阿萨・希尔莱德在克里斯托・圭肯德尔的著作《从愤怒走向希望：重塑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的策略》（From Rage to Hope：Strategies for Reclaiming Black and Hispanic Students）序言中写道：“好学校是劳动密集型的人文环境，看起来更像是家庭而不是工厂。优秀的教师和学校领导者在社区和学生的关系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些“学校的承诺”中，你将惊喜地发现，那些为学生成绩的成功贡献的人们是多么的具有献身精神。那些顽强的教师们拒绝放弃每一个学生。他们教育自己的学生要重视自己，并尊重那些与他们不同的学生。他们鼓励学生要相信自己，坚持与一切失败做斗争。他们提出了“临界质量”⑥（critical mass）的差异，挽救了孩子们的生命。他们凭借着善意、信念和幽默感，做了这一切和更多的事情。工作在有道德目的的所有学校的每一位教师，总是在倾听孩子的声音，把他们与希望和信任的世界连接在一起。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于那些年轻成人来说，进修和教育选择学校是其生存与死去、希望与绝望、自由与钳闭之间唯一的缓冲器。作为致力于为处于危机临界点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的教师，我们应鼓励这些孩子要努力生活在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话语世界中：“世界上只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不把任何事情视为奇迹，另一种是把任何事情都视为奇迹。”在选择性教育体系中和布曼中学，我们的周围处处都充满着奇迹！
　　
　　注释
　　①本文作者是加州圣塔克雷利塔市布曼中学校长。本文副标题是译者所加。
　　②API，是加州对于学校教学成绩的审核标准。API不是一项考试，它只是对学校表现的审核标准。API的分数范围从200到1000，学校所要争取的API目标为800。――译者注
　　③AYP，全称为Adequate Yearly Progress，即“适当的年度进步”。NCLB设定，到2013―2014学年每一个孩子都要达到所在州规定的相应年级的教育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州都制定了测定学生进步的基准，规定了适当的年度进步要求。――译者注
　　④CAHSEE（California High School Exit Exam），加州高中学生毕业考试。它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教育当局为了保证该州高中生在毕业时学习能力能够达到加州政府所要求高中毕业生应该具备的读、写、算基本能力，而委托ETS开发、管理和记分的一种考试。该州要求从2003-2004学年度开始，所有公立学校12年级毕业生必须通过CAHSEE考试，才能获取高中毕业证书。――译者注
　　⑤ACSA，全称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 School Administrators，加州学校行政管理协会，该协会创建于1971年，是本国最大的学校领导的伞式组织，为超过1.6万名学校领导服务，非常具有影响力。从地理位置上，ACSA共有19个区域。参见http：//www.省略/about/ACSA。
　　⑥临界质量是指维持核子连锁反应所需的裂变材料质量。不同的可裂变材料，受核子的性质(如裂变横切面)、物理性质、物料型状、纯度、是否被中子反射物料包围、是否有中子吸收物料等等因素影响，而会有不同的临界质量。本文借指教育中的类似现象。
　　译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潘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