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师生关系渐行渐远】 如何建立良好的高校师生关系

　　用点名保证课堂的虚假繁荣 　　 　　“老师水平低的，我一般听半堂课就走人了。如果一堂课很无趣，我还在听，唯一的解释是，这个老师正在用点名来保证课堂的虚假繁荣。我走不了，但会讲话，我会看书，一般不会理这个老师。”
　　武汉一所高校大四学生肖绶（化名）正在准备考研，可那些味同嚼蜡却又不得不忍受的课常常打乱他的复习计划：“偏偏讲得不好的老师喜欢点名，经常用‘再不来上课，就不用考试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们。”他“很想了解这些老师的心态”。
　　大学课堂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趣、无聊，而“讲话、看书、不理老师”则是学生们普遍的应对策略。他们“上课时低着头，面无表情，不看你，也不回应你”，某大学新闻系余老师形容她的课堂是“一潭死水”。
　　“再有激情的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也都是赶紧把备好的课讲完，落荒而逃。”余老师说。
　　她发现，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学习渠道多元，“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85后”大学生心高气傲，吹毛求疵，不谦和不宽容，不轻易服人。老师们似乎有点儿“镇不住”学生了。
　　艺术系学生小钟有点儿“可怜”她的“邓小平理论”课任老师。“那是个老教师，不会用多媒体，讲得又枯燥，下面乱哄哄的。他也想跟我们搞好关系，就让我们每人写一张纸条，对他提意见。我们写了，也没见有什么用。有一次实在闹得厉害，他就大吼一声：‘我不想上你们的课了！’然后又拼命克制住自己。软硬兼施却总是失败，成了全年级的笑柄。”
　　而小钟不喜欢另一位老师的理由是：“他整节课都站在讲台后面动也不动，只能看到上半身。仔细听一下，讲得还可以，但声音太小了，听着费劲。”
　　余老师有一个学生小段，老师们一致评价其专业素质不错，却和其他学生一样从不积极听课，从不主动发言。“他似乎觉得，上课回答问题是一件没有必要、很无聊的事情。”
　　“他不说，可你能感觉到这种态度：你这个老师也就这点儿水平。”尽管已经身为教研室主任，面对小段时余老师还是觉得有一些挫折感。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余老师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
　　由于小段的动手能力比较突出，而余老师恰恰对电脑并不太在行，在上“报刊版面编辑”这一课前，余老师决定由小段来给同学们演示电脑排版。尽管她提前两周就嘱咐小段做好准备，可临到上课的前一天，小段突然向她请假。他提出的理由并不很充分，余老师还是批准了。可第二天，当她走进教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小段就坐在同学中间。
　　那堂课最终还是由小段来主讲。看着他娴熟地演示编排程序，余老师承认自己动手能力真的不如学生，但心里还是忍不住生气。虽然不断告诉自己也许只是个误会，“但他的眼神和表情让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不想得罪老师，又想让你急一下”。
　　
　　“老师没经验，我们就不服气”
　　
　　“现在的学生，两个字：挑剔！”一些教师摇头感叹：学生挑剔老师的知识水平、上课技巧，还要挑剔人格魅力和管理学生的技巧。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感正在逐渐消失，教师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赵老师感觉压力最大的是一门关于网络的课程：“很多学生都有开博客、开网店的经历而我没有，他们往往知道的比我多、接受得比我快，给这样的学生上课上着都心虚。”
　　尽管每次都用心备课，赵老师仍遭遇过学生当堂“叫板”。一次给广告专业上课时，一名大四学生很不客气地站起来直言：“老师，你说的这些网上都能查到，我们想听实用点的。”
　　赵老师感觉“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之后两三天都无法平静。她认为学生之所以不满，固然有在就业压力下功利性地排斥理论课程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自己非广告科班出身的专业背景，也无法让学生服气。
　　赵老师本科学计算机专业，跨专业考研读了传播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她仅在研二时学过一学期的广告学课程，相比之下，这些已经在广告专业浸淫了4年、又已开始实习的本科生们，似乎真的有底气“小觑”这位硕士老师。
　　由于师资紧张，在一些高校，一些老师被安排教授与自己的专业沾点儿边自身却并未涉足过的课程。前述某高校新闻系教研室主任余老师还担任着“西方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她坦言“力不从心”。
　　大学生尹斌说，每开一门新课，同学们都会打听和议论任课老师的学历、哪儿毕业的、从业经验，等等，“如果没有从业经验或相应资质，我们就不服气”。
　　大四学生肖绶认为，大学扩招后，教师队伍也急剧扩张，师资良莠不齐，很多新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博士、硕士。这导致有的老师对本专业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广泛全面的了解，没有什么实践经验，讲课的时候“肚子里没货”。
　　肖绶认为，信息社会获得知识的渠道多了，老师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把众多的信息整合起来，通过有效的方式，打个包传给学生。可遗憾的是，许多老师上课就是放放PPT、读读课本，“举一些地球人都知道的案例，还自鸣得意”。
　　
　　使学生远离教师的是教师自己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刘永存说，每个人都知道学生正在渐渐远离课堂，却没有人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教师只一味责备学生越来越功利，可事实上，使学生远离课堂、远离教师的恰恰是教师自己。
　　刘永存曾在一所大学教务处工作，对该校上课情况进行过调研。“有的老师点名点20分钟，一节课去了一半。然后开电脑，电脑又坏了，弄半天。学生都很理性，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课堂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要来听课？上课是有时间成本的，他会比较，投资在课堂的一个小时，比自学一小时，哪个收获更大。”
　　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没有变，只是“现在的学生不像以前那么懵懂了，他会看破你这个老师，知道你是什么水平。如果老师没有给学生一种崇高的感觉，学生对老师就没有敬畏感。在学生身上找不到价值，老师会更加敷衍塞责”。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董云川教授也不同意部分老师对学生“太挑剔”的抱怨。他认为，念PPT、“发黄的讲义”沿用几十年不换，让大学课堂吸引力渐失：“大学课堂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力求变化。大学教师的假设应当是：我能看懂的书，学生也能看懂。教师绝对不能成为MP3，不能成为传声筒，不能成为朗诵者。
　　“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一定要能讲出课本以外的东西，他应该是问题的引导者。学生精力过剩，但他不知道‘兔子’在哪里。老师知道。”
　　知道“兔子”在哪里，来源于教师对学术和课程本身的研究。可现在，由于扩招带来的师资紧缺，原来正常教学秩序下的教师专业化过程被打乱了。一些博士、硕士刚刚拿到学位就仓促走上讲台。
　　“以前一个人要登上大学讲台，要通过一套严格的申报体系。”董云川说。他得先当几年助教，再经过层层试讲。但现在，这个原本必不可少的步骤由于耗时甚巨，被省略了。
　　同时被省略的还有对教学艺术的体会和沉淀。“一个好的课堂还需要教师成为好的传播者。这是教师本身的人格魅力，要让学生觉得每一节课都不同，没去上课实在太可惜。就像是不和苏格拉底聊天，只看书，如同隔靴搔痒。”
　　“可是，有几个老师能做到呢？”董云川叹息：当教师把上课当成“挣工分”时，谁还会去研究学生的需求，谁会费心琢磨自己上课时的语言、表情、体态？
　　要想真正让课堂“火”起来，主要责任还是在老师身上。专家认为，教师应重塑神圣感和责任意识，重建课堂磁场，把远离课堂的学生“拉”回来。
　　（摘自2007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插图：董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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