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中共革命动员政策的反应|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摘要：以往的研究注重从中共的角度来叙述土地革命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本文拟从农民的角度来探讨土地革命的不同阶段农民心理变化的历程。　　关键词：农民；革命动员；川陕苏区；土地革命
　　当红四方面军刚立足于川陕边区时,红军党委就指出,土地革命“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强调所有党员和干部都要按照党中央决定的土地法,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 ［1］(p.15)在革命进程中,战争推进到那里,红军便派出部分指战员在那里发动农民组建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从1932 年12月到1935年4月,川陕苏区土地革命共进行了两年零四个月,大致可分为准备、分田和查田三个阶段。
　　一、犹豫盲从阶段
　　1932年12月到1933年2月,是土地革命的准备阶段。这时川陕苏区的土地由各军师政治部或团政治处直接派工作人员协同地方上刚建立的苏维埃委员进行分配。
　　在红军到来之前,川陕边区存在着土地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不高的问题，人们迫切的要求进行土地革命。但是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由于这里地处偏僻，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远离政治中心，所以广大农民没有受过革命的洗礼，农民的革命意识不强。徐向前曾说，许多农民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都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其次，由于这里长期贫困落后，人们认为红军也不能改变其现状，他们形成了一种惰性思维，具有宿命主义观念，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富人是上等人，穷人是下等人”。还有，一些人认为红军是外来势力，对红军没有认同感。而且川陕边区军阀统治残酷，人们也不确定红军是否会长期留在这里。总之，川陕边区的人们对红军还存在这种种疑虑。不过，中国的农民是理性的小农，他们重直觉，讲实用。当他们看到斗争地主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时候，便有了参与乡村阶级斗争的迫切愿望。所以，虽然农民不敢与地主豪绅正面冲突，却因为看到中共力量在背后支持，便为了自身利益参与到打粮的过程中。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我军去打‘绅粮’的粮食时，总有上百上千的穷苦老百姓背着背篓，蜂涌着跟着一道去，形成一个热闹动人的场面，这些老百姓每人每次在我们征发得了粮食时，都能分得三、四十斤粗粮，忠心的欢喜在他们脸上尽情流露，这样，我军只花少数人力便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还有余粮救济当地老弱，因此获得了当地多数人民的拥护。”［2］(p.51-52)
　　在土地革命的准备阶段，农民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利益，对中共由开始犹豫盲从逐渐的开始信任支持了。但是广大农民在这个时候并不很认同自己的阶级地位，他们参与革命大多是为了物质利益，暂时缓解他们的经济拮据状况。广大农民还不敢和地主阶级正面冲突。为了进一步争取广大农民，中共接下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二、信任支持阶段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全苏区便迅速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在平分土地的初级阶段，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地主富农想出了许多方法来维护他们旧有的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如“假装笑面虎的样子来模胡穷人对他的阶级仇恨，来窃取土地（如乡里造出‘好富农’、‘劳动富农’、‘改良富农’，甚至‘好地主’、‘好甲长’……等）。”［3］(p.251)
　　针对地主富农等反动阶级，利用农民的落后观念进行反对土地革命的做法，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土地革命。第一，成立分配土地的机构。有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和公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会、少先队等组织的代表组成。第二，制定分配土地的政策。川陕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编印有《怎样平分土地》和《平分土地须知》，进行宣传教育。第三，制定分田的步骤和做法。先划分阶级成分，由乡村苏维埃造花名册，把所有土地登记起来，由土地委员把每人分田的数量计算好，然后号召当地群众同土地委员一路去踩田地。还有，对于私人舞弊，由广大群众做主，如某人认为分得不好，应大胆的提出意见来修改。广大农民看到中共在进行革命动员的时候能够信任支持他们，并放手让他们斗争地主、分配土地，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他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三、怀疑动摇阶段
　　第三阶段是进行查田。查田工作的口号是反对包庇地主、富农土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这些任务，在党和苏维埃的决议和文件中指出：查田中打击的对象和没收的范围主要是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查阶级也就是查这些人，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上不是农民的人。比如，若查出地富暗藏契约不报，即以“反对分田”治罪。重者杀头，没收其全部财产，轻者编入劳改队，无偿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开荒生产。若查出是错划为地富成份的个别中农、贫农甚至工人，则立即纠正，重新享受土地利益。
　　在川陕苏区进行查田运动的时候，正值中央苏区不适当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期间。川陕苏区开展查田工作，仅局限于以通江为中心的南江、巴中和今平昌以及仪陇、万源、旺苍等少部地区，其余区域则不了了之。而且在开展的地区内，不少地方也出现许多过“左”的错误，特别是对待地主、富农的态度也并没有改变，所坚持的依然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张国焘有个怪论说，“富农是一颗韭菜。”意思是要常割。川陕苏区富农被惩罚过三、四次之多。关于联合中农的问题，在执行中也有错误，违反中农利益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了。
　　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中共革命动员也十分不利。从红军入川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两年多时间里,战争一直在进行，艰苦的斗争长达15个月之久，苏区几乎没有获得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六路围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苏区人力物力补给变得十分不易,特别是粮食发生了极严重的困难。在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下,群众的房子烧了不少。如乱开群众的窖子的事也是有的,特别在没有粮食吃时候,这种事实就更多。张国焘更是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
　　总之，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中，农民和中共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农民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由对中共的怀疑到支持再到动摇是基于自身利益和对中共实力的估量作出的理性选择。当他们看到中共力量强大，并可以为自身带来利益的时候就选择支持；当苏区后期不间断的内部和外部斗争给苏区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时，农民逐渐变得动摇了。由枪杆子建立的苏区政权随着后期斗争的激烈，川陕苏区很快便难以存在下去了。
　　参考文献：
　　［1］ 刘瑞龙.我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活动［A］.四川党史研 究资料［Z］,1983,(2).
　　［2］ 四川省粮食局粮食志编辑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6.
　　［3］ 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Z］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