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响曲到独奏乐 独奏交响曲

　　摘 要：在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中，茅盾的《子夜》与王统照的《山雨》成为了当时的佼佼者，更有评论称“南子夜北山雨”，可见当时一个写资产阶级的《子夜》与另一个写农民革命的《山雨》在文学地位上旗鼓相当。但后来的文学史中《子夜》异军突起成为了当时革命文学的代表，《山雨》却慢慢的被时间的洪流所吞没，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在这里，我们通过查询已有的文献资料从文本原因和传播原因几个方面，将茅盾的《子夜》与王统照的《山雨》进行系统对比，来分析两者在后来的文学地位中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子夜》 《山雨》 思想内涵 艺术价值 经典化
　　一、昔日交响曲的辉煌——“子夜山雨季”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虽不说是百家争鸣，但因新文化运动所迸发的思想大解放余韵仍荡然不息。再加上当时执政党所实行的种种文化控制方略和文艺政策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权力所需，这势必导致来自权利客体的各种反弹，出版言论自由成为各持政见的文化群体和个人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文艺阵营作为最直接的“反权利政治文化群体”，最多地也是最长久地发出争取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呼声。在这种“非整合模式”[1]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下，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将许许多多文学青年从茫然无措中解救出来，如一座座高耸的灯塔指明了他们前进的航道。因此左翼各个文化群体能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绝不是偶然的，它们缓解了当时民众们普遍存在的“政治焦虑”[2]，使他们的政治郁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排解。可见左翼文学作品的发表无疑会成为当时媒体大众的密切关注点，站在社会舆论的顶峰。《子夜》与《山雨》便是在这众所期待的社会背景中诞世，得到了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广泛关注。瞿秋白更是在《＜子夜＞与国货年》[3]一文中将1933年称为“子夜年”，还提到“《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出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此后，又有学者将二书并论，认为“一写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破落”，因而将1933年称为“子夜山雨季”[4]。
　　上世纪三十年代，城市中资本家、买办、工人之间矛盾纷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茅盾正是从这些问题入手，在《子夜》中以资本家、工人的革命意识觉醒的过程为着眼点，对当时中国城市生活进行描写。《子夜》主要将创作内容集中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矛盾，展现了一个“工业的金融的上海”，证明了30年代中国发展民族工业缺乏必要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子夜》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匠心独运，突出展现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在不断扩张，机器工业不断向农村渗透，致使传统劳作方式被迫改变，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可以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对农村进行掠夺和侵蚀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造成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间的严重对立。在《子夜》中，吴老太爷便是彻底被这种对立摧毁了，要了他老命的并不是农民的暴动，而是现代都市奢靡的物质欲望和文化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在《子夜》中，茅盾的视野在城乡的空间中不断地转换着。这种转换不仅是一种取材的需要，也是一种为了革命文学创作的需要。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文化运动必然根源于新的思想运动，而同时又为其先驱。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精神之所在，同时，发扬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新文化的使命。而把民主与科学的现实生活表现在文艺思潮上的，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来说，现实主义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在世纪初期，受世界性思潮影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现代化是在同一种思想基础启发下开始发展和壮大的，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色，注重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犹如上文所说三十年代许多读者从作品中想得到的不是审美的享受，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情绪的宣泄，这便大大促进了左翼革命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当时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的特殊阅读需求，使得《子夜》的出版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鲁迅先生便称赞道“茅盾的《子夜》写得很好”，“是他们所不能及的”[5]。
　　到了三十年代，普遍的“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作家们开始转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甚至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表现农村的经济关系，即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民的反抗和革命。《山雨》便体现了农民破产、农村衰弱、土地迅速集中、农村两级分化等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显著特点。抓住土地问题，显示作者对中国农村社会本质的认识所达到的历史深度。
　　王统照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题材上有很大改变，在早期，他曾提倡过“爱”与“美”的文艺主张，认为这二者是一致的，具有很浓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和美学意义。但这种“空洞而美丽的希望”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1931年，王统照应邀赴四平东北第一交通中学任教数月，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日寇的野蛮嚣张，“九一八”给东北人民所带来的屈辱与苦难。祖国存亡危在旦夕的局面，使他警醒，使他感愤，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不停地在胸中激荡。东北之行使得这位书香门第出身的文艺青年与现实社会结合的更为紧密，体验的更为深切，视野更为扩大。从热衷于写知识分子题材，探求人生的意义，表达爱和美的主题到三十年代大量以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问世。《山雨》的出版无疑成为他文体风格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茅盾也亲笔为《山雨》撰写了洋洋万言的书评，他向广大读者推荐道：“长篇小说《山雨》，在目前这文坛上是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第二部这样坚实的农村小说。”[6]
　　所谓文学经典，它自然脱离不了自身的“历史语境”，那么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下，“子夜山雨季”般的辉煌为何一去不复返？如今，《子夜》依旧在文坛中熠熠生辉，而《山雨》确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光彩不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字，我们发现有关“子夜”的论文有1500余篇而有关 “山雨”的文章仅仅30余篇。知名度更是今非昔比，《子夜》还算是众所周知，而《山雨》即便在专业人士中熟悉者也是凤毛麟角。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昔日交响曲的一枝独秀？我们将从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和“经典化”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