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助自助者_天助、更需自助

　　尽管我国的改革始于70年代末，但每一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改革有别于前10年。如果说前10年，人们从国家的振兴中看到了个人的希望的话，那么，现在人们从个人的奋斗中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从“危机”到“火爆”
　　80年代，除“改革”外使用频率较高的另一个词要算是“危机”了。
　　70年代末，国门初开，人们从与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中看到了中国的差距。学者们开始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于是有了中西文化优劣的讨论，有了社会体制的研究，有了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尽管论点不一，但各方都基于同一前提：国家、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一位记者在文章中写道：现在“可以说，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并不亚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时代那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现实使中国人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振兴中华”成为人们的共识。
　　1992年，当“改革”又一次频频出现于报端，与之相伴的高频词却已不是“危机”，而是“火爆”。沪、深股市牛气冲天，人曰“火爆”；第二职业引得人们纷纷上街练摊儿，人曰“火爆”；“大款”们赛着高消费，人曰“火爆”。翻开报纸，满篇火光。
　　当改革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时，人们发现自己对于改革的认识与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尽管人们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政府。一部分人已从考虑自己在改革中能得到些什么转而考虑自己在改革中能干些什么。而更多的人则在这种思考中强烈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里。
　　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曾从经济理论角度为人们以往的生存状况画了像：他们不会失业；他们不现实地占有生产资料，也就不能现实地履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经济职能；他们的收入只表现为劳动收入；他们只管消费，不管投资。总之，他们能够得到自己应得到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甚至可能不曾考虑过自己想得到什么。人们只在消费时意识到自己是“上帝”，但从未在生产上体会到自己是主人。归于一点：他们并不完全是自己的经济行为主体。
　　10几年来，农民们为能种自己想种的东西而高兴，因为他们正逐渐成为个人经济行为的主体。而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尤其是允许从事第二职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后，城里人异常兴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个体营业执照被发放一空；投资已成为普通百姓思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股票交易所人头攒动，人们想让钱生出更多的钱。短短一年的时间，人们感受到一个事实：通过努力，我有可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他们看到，随着用工制度改革、开拓个人投资渠道、鼓励从事第二职业和发展私营企业等措施的出台，个人在经济行为方面将会有较大的主动性和选择的余地。城里人也在逐渐成为其个人的经济行为主体。这些都标志着人们在改革中社会角色的根本改变：他们从被动地接受改革，转为主动地参与改革。当人们一旦被还以其经济行为主体的地位后，他们所表现出的创造力便被记者们大为惊叹：太“火爆”了。
　　“火爆”背后有“危机”
　　客观地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思考个人的生存问题。原因十分简单，在上面封顶、下面保底的计划体制中，平均分配的各种票证足以维持个体的存在，虽说活得并不宽裕；在上不封顶、下又保底的计划与市场合璧的体制中，吃不到肉也能喝汤的状况除了有点被剥夺的感觉外，对个体生存并无很大影响，相反，水涨船高，底数随改革的发展在不断提高，最终还是觉得改革改得不错。然而现在，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市场体制真正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当个人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到经济生活的前台时，人们感到个体的生存不再是别人的事情，确确实实是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了。
　　在80年代，人们关心的是改革成果的公平分配，因为当时有人充当中间人来执行这一分配。而现在，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于是较之“分配均等”人们更重视“机会均等”。在一项民意调查中，73％的北京市民认为“目前的改革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公平竞争的机会”，69％的市民提出“与其多发我点钱，不如多给我点挣钱的机会”。从为一部分人提供机会使他们先富起来，到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机会使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发财致富，这无疑是我们改革进程步入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机会均等”的时代。
　　用句俗话：“机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机会不均时，人们要求机会均等；机会均等后，人们却为有机会而发愁。因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太突然了。
　　1992年1月，北京的一家小有影响的报纸在回顾1991年的改革成就时写道：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具体的”成功，成功的改革取决于“细小的”改革。但就在一个月之后，“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一下子便成为各种传播媒介的宣传主题。如果说敏感的记者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变化的话，那么普通百姓就更难以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在上述民意调查一中，60.3％的人明确表示“1992年初以来飞速发展的改革形势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只有8.3％的人表示这一变化在其意料之中。
　　于是，及时把握住这一机会的一小部分人在经济舞台上演出了被记者们称为“火爆”的一幕，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火还没烧到他们。据调查：到1992年8月北京市民中仅有10.5％的人开始进行业余创收；仅有22.9％的人购买企业债券；仅有15.5％的人表示北京一开股市就去买股票。相反，却有34.3％的人正在考虑调动工作以迎接这一历史性机会的到来。我们并不是说只有从事业余创收、只有购买股票、债券才是抓住机会的唯一途径，但这毕竟是我们以往所不曾有过的活法，然而愿意进行尝试的人并不算多。相当一部分人在表现自己是个人经济行为主体时，还只能沿用以往的方式：调动。
　　因此，在考虑个人生存时，大多数人表现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想像力不丰富。有人练摊发了财，大家便都去跳蚤市场；有人炒股成了“百万”，大家便抢着去买原始股；听说搞出租车赚钱，大家又一起开“面的”，弄得满街一片金黄。“火”是少数有准备的头脑点起来的，但“爆”却是少点头脑的人煽起来的，而对那些既未点火、又未煽火的人来说，剩下的只有着急了。所以，在“火爆”的背后存在着危机：点“火”人的危机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和能否准确及时的判断；煽“火”人的危机来自于能否独立寻找自己生存的根基；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的危机来自于能否学会生存，学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的生存。“自我”，已不再是前几年不宜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在逼迫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实际问题。
　　天助还是自助？
　　80年代，人们喊出“振兴中华”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国家生存危机，也是为了在国家富强之后来解决个人的生存危机。但当解决国家的生存危机时不得不涉及个人已有的生存状况，并导致新的个人生存危机时，尤其是出现某些不合理现象后，人们普遍感觉到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并且很自然的把个人生存压力的来源归于带领大家解决国家生存危机的一方——政府。
　　邓小平南巡讲话尽管令人振奋，但在最初一段日子里百姓却对其结果感到信心不足。在上述调查中，55.5％的人认为加快改革是动真的，但又有44.5％的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当时一些人在等十四大召开，说是等“给个活法”，更有得不到活法，便以自杀摆脱生存危机的。
　　的确，当我们把自己看成是改革的被动接受者和评论者时，政府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也是我们唯一想评论的。但当我们成为自己的经济行为主体，成为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后，可依靠的就不仅是政府，还有我们自己；可商榷的就不仅是政府，还有我们自己。
　　古人云：“天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自助。”现在老天爷已将我们还给我们自己，余下的便只有自己去创造了。尽管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我们不争论姓“资”姓“社”，但在摆脱市场经济面临的个人生存危机方面，却应好好讨论一下我们是姓“天”还是姓“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