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大屠杀的话语演变与影像观念] 犹太人

　　近两年，南京大屠杀的话题逐渐成为热点：2007春美国纪录片《南京》(Nanking)在中国放映，引起公众关注；翌年，加拿大剧情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公映；而当下，国产影片《南京!南京!》与中德合拍影片《拉贝日记》(John Rabe)同档期放映，公众反映空前热烈。这样的状况在南京大屠杀发生70多年来尚不多见，这与过去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普遍遭冷遇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成为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文化现象。
　　
　　一
　　
　　“holocaust”(大屠杀)原本是一个以希腊语为词源的普通名词，由两部分“holos”(全部)和“kaustos”(烧烤)构成，意思是完全烤熟、献祭给众神的牲肉，后来引申为大规模屠杀(genocide)。在“二战”中，这个词的“H”被大写，并加上了定冠词，成了“the Holocaust”，被屠犹事件所专用。这不仅仅是个词语使用的变化，它关乎到对当代西方文化意义影响深远的一场运动，用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Finkelstein)的话说，是蒸蒸日上的“犹太大屠杀产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这个单词被西方社会的历史和道德话语征用，赋予了排他性，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大屠杀，均没有资格享用这一称号。同时，它也被塑造成道德标尺，即“theHolocaust”是大屠杀的最高级，其他屠杀只能根据规模和邪恶程度，依次向下排序为genocide。atrocity，massacre等。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历史档案里，被归入“massacre”级别，称为“TheNanking Massacre”。至于如何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屠杀、或怎样的罪行可定义为“ge nocide”、“atrocity”或“massacre”，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似乎已经无可争议，它是独一无二的，占据着道德与罪恶评判的制高点。
　　所谓“独一无二”性，犹太历史学家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对此有最系统的论述。他在《历史语境中的犹太大屠杀》(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一书中，援引卷帙浩繁的史料力图证明，历史上以前没有任何国家制定并实施过灭绝一个种族内所有人的政策，也没有任何一场屠杀的人数达到600万。另一证明是，欧洲人几千年来对犹太人的非理性憎恨，在纳粹德国达到了最高潮。所有这些都说明犹太大屠杀独一无二。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朗兹曼(Claude Lanzmann)曾带着他的经典居犹纪录片《浩劫》(Shoah)到中国放映，当中国观众拿南京大屠杀与屠犹做比较时，他大为光火。认为南京不过是个策略性的战争行为，与犹太大屠杀的极端性和神圣性无法比拟。
　　实际上，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两面，既在具体时空中千差万别，又与其他事件有种种暗合。关键要看谁会把其中一面单拿出来，为某种目的着意强调了。犹太知识界也不是一贯强调屠犹的独特性，诺维克(Peter Novick)和芬克尔斯坦等犹太学者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问，美国犹太人非但不谈论大屠杀的独特性，相反，倒是很希望主流社会认可它的普遍性。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美国公共领域几乎看不到多少屠犹的文字，一两部有影响的出版物，如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埃希曼》(1963年)，也只把犹太大屠杀作为一切专制体制下的罪恶，犹太人作为牺牲品只是偶然被选择的，全书指向人类普遍和平庸的恶。对战后犹太人的沉默，一般流行的解释是，幸存者在大屠杀后，心中隐忍巨大的创伤，所以才压抑痛苦的记忆。但芬克尔斯坦却认为，这20年的沉默是美国犹太人的一种生存策略。“冷战”初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遗余力地拉拢阿拉伯国家，而冷淡以色列，打算与阿拉伯国家一起把苏联挤出世界石油宝库。这一时期，美国犹太精英们选择“忘记”犹太大屠杀，也不为以色列的建国拓疆呐喊助威，而是不声不响地融入美国社会。不给美国外交政策制造不和谐的噪音，生怕主流社会说犹太人是个麻烦。并且，他们配合美国与西德的紧密联盟，一起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提及犹太大屠杀时，他们也从不点明欧洲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持续两千多年的驱逐与迫害，而只谈纳粹法西斯专制的残暴，这样，就把屠犹普遍化为一切暴政的罪恶了。
　　
　　二
　　
　　“冷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在西方社会是被遗忘的。由于日本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前哨，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屠杀中国人的历史，被深埋在堆积如山的“二战”档案最底层，难见天日。近些年来，由于相继出现了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才再次被激活，拍摄了如纪录片《南京大屠杀》(1982年)、故事片《屠城血证》(1987年)和故事片《南京大屠杀》(1995年)等电影，兴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见证历史，勿忘国耻，揭露日本右翼势力篡改侵华历史的企图，是这次大屠杀宣传的诉求。但并未引起国内公众的多少关注，对日本右翼的遏制也主要通过外交手段。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作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然而，与此同时，屠犹话语却经历着不断反思、一次次演变，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创造着一个个新意义，影响了几代人对历史的思考。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后，中东形势出现了逆转，新生的以色列国显示出巨大的军事潜力，重创了阿拉伯联盟，中东格局彻底改变了。美国这时站在以色列一边，将它作为插入中东腹地的利刃，毫无保留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犹太人扬眉吐气了，不用担心被怀疑对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忠诚，现在支持以色列就等于给美国的中东战略打前哨。以色列国简直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信仰偶像，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资源也开始被大量开发和征用，只要有人敢批评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犹太团体就会告诉他勿忘屠犹，反犹的法西斯幽灵依然游荡，谁反对以色列，谁就是反犹主义；况且，他们还声称以色列尚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人们应该站在人道的一边，支持以色列为生存而战。在此背景下，关于屠犹的回忆、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节目铺天盖地，充斥了美国大众传媒，犹太大屠杀的叙述俨然“朝阳工业”，勃然兴起。
　　“六日战争”改变了犹太人的自我体认，从凄惨的上帝弃儿，又自诩为“上帝的选民”。从1960年代起，开始讨论大屠杀的独特性，而且越来越成气候。屠犹在“独一无二”和“不可比拟”的光环里，高高在上，不容玷污。谁不承认大屠杀的独特性，谁就是否认大屠杀。犹太教神学院院长肖尔施(Ismar Scho rsch)嘲笑这一偏执观点为：一个没有品味的上帝选民的世俗版。诺维克指出，坚持大屠杀的独一无二，与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遇的浩劫无关，只与“独一无二”相关，把屠犹的特殊性单挑出来，而忽略与其他屠杀的共 性，空洞无益，完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法国学者肖蒙(Jean―Michel Chaumont)则把独占大屠杀的执着比喻为知识界的恐怖主义。虽然证明屠犹绝对的特殊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犹太知识界仍热衷鼓吹“独特”观点，其深层心理恐怕与犹太民族的优越感相关。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超级强权，犹太人的替罪羔羊形象转变成善战骁勇的英雄。美国的犹太人在“二战”后，也逐渐从弱势群体跃升为社会精英，他们富有――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是其他美国人的两倍，前40位最有钱的美国人中，犹太人就占了16位：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中40％是犹太人，美国大学里有20％是犹太教授，他们几乎垄断了文化和金融产业。犹太人不再是受歧视的族群，而是成功的象征。在1960年代，美国犹太人曾与黑人在民权运动中并肩抗争，追求平等权利。但当下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早不可能与犹太人并驾齐驱了，恐怕美国白人也不敢与犹太人比肩。所以，不是大屠杀独一无二，而是犹太民族独一无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伊利・威赛尔沾沽自喜地说：我们的一切都与其他民族不同，正因为犹太民族本体上的特殊性，才酿成几千年的反犹史。在大屠杀中，不仅犹太人的痛苦经历与众不同，犹太民族本身就与众不同。当然，使犹太人从其他族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并不是目的，大屠杀话语的目标指向“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它能让犹太人对其他民族或国家有索偿的权利。最直接的事例是，西方公众认可以色列国可以拥有核武器，而阿拉伯国家却不能。因为，犹太民族几乎曾被灭绝，它的生存权比其他民族更加紧迫。
　　
　　三
　　
　　其实，大屠杀话语影响深刻之处，还不体现在以色列或欧美犹太人的直接利益上，犹太化的意识形态正随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蔓延。正像威赛尔常说的一句话：屠犹的普世性恰恰源于它的独特性。对这句话的含义，威赛尔虽语焉不详，但意表之外显然是几千年失去家园、四处离散的经验，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犹太意识音希望于超国家和民族道德乌托邦的救赎。这种弥赛亚情结曾以各种形式、借一次次历史机缘，渗透到世界不同文明之中。近两千年前，基督教的兴起，使这种意识传入欧洲，后又经不断演变，深藏于不同名目的信仰、主义和理论之中。近代基督教传教和无政府主义的滥觞，又把弥赛亚意识带到东方。“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到来，各种观念、主义被漂洗，去政治化，弥赛亚情结又不失时机地加盟人权斗争的麾下。宣扬所谓的人权大于主权，普遍人性拯救百姓。犹太大屠杀在全球化时代具有渗透力，当世界各地观众为斯比尔伯格演绎的大屠杀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惊叹不已时，屠犹不再是1940年代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成为人类对邪恶势力的公审。辛德勒的犹太人被抽象为一个概念性的“受害者”，他们既是淡化了民族和政治身份的普遍受害者，同时又是被人性拯救的犹太幸存者。辛德勒作为人性的化身，长眠于巴、以常年>中突的耶路撒冷。影片结尾是享受着西方民主自由的幸存者，带着子孙后代来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凭吊这位博爱的义人。
　　全球化时代，屠犹在国际政治领域还扮演着道德法官的角色。1998年，南联盟政府处理科索沃地区阿、塞族纠纷时，被人权组织指责为“种族清洗”(ethniccleansing)，随着“国际社会”(西方国家)的介入，南联盟的“罪行”逐渐升级到“暴行”(atrocity)、“大屠杀”(genocide)。当指责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步希特勒后尘，搞“类似屠犹的大屠杀”(holocaust)时，“国际社会”忍无可忍，悍然动用北约军队轰炸南斯拉夫，直至将米氏押入国际法庭审判。随后，美国故伎重演，指责索马里、卢旺达、苏丹达尔富尔搞大屠杀。在入侵伊拉克时，也不忘给萨达姆安上对库尔德人大屠杀的罪名，像纽伦堡绞死纳粹那样，将伊拉克总统绞杀。“冷战”的均势打破后，单极的霸权可以将意识形态暴力转化为军事暴力。作为国际正义象征的1945年纽伦堡国际法庭(但不是东京国际法庭)，被不断征用，给美国强权政治充当历史傀儡。但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纽伦堡法庭，从来没有像后人演绎的那样关注屠犹问题。
　　
　　四
　　
　　“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似乎预示了挑战书写重大历史题材困境的可能性。这部美国华人用英文描绘的南京屠城，首先以美国少数族裔的视角，回顾祖辈痛苦的经历。作者感慨如此血腥的屠杀，却没有在美国历史文献中被详细记载。她小时候不知道大屠杀是传说还是历史。经过大量采访、调查、检索工作，她再现了一个美国社会容易理解的南京。一开篇，作者就把珍珠港、广岛原子弹、屠犹、甚至罗马人在迦太基的屠杀，统统放进来比较，以屠犹话语建构起来的价值标准重述了南京。书一出版，就得到美国公众的热烈反应，获奖、上排行榜，作者和南京一起成为美国媒体聚光灯下的焦点。
　　美国娱乐业对少数族群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有特殊的兴趣，总能把遥远国度的经典，演绎成异国情调的娱乐消费品。“美国在线”(AOL)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Ted Leonsis)在书店里偶尔看到张纯如的书，立刻着手拍了一部独立制片风格的《南京》。影片的基调严肃，但它是美国版的南京大屠杀。故事以欧美旁观者的视角贯穿始终，凭借他们的往来书信讲述南京。结果，南京暴行变成了20几个西方义人，凭基督博爱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人的故事，片尾竟出现星条旗在空中飘扬的镜头。中德合拍的《拉贝日记》则更肆无忌惮地“殖民”南京大屠杀，中国电影院门前的海报上赫然写着：一个德国人改变了25万中国人命运的故事。这部故事片不顾受害者的感受，把毁灭生命的历史，改写成拯救英雄传。只有四、五个西方人是故事的真正角色，占据情节的主动地位，在“前景”控制和推动着发展。而受害者完全是被动、沉默和被观看的。他们在“背景”之中，只充当人群、数字和血腥奇观，不能介入故事的发展，在叙事者的掌控之中。惟一有情节行为力的受害角色，是张静初饰演的琅书。她的造型基本符合赛义德的《东方学》批判的经典东方女性――性感、贤淑、神秘。这个角色只不过用来给一段不相关的英雄救美配戏，德国外交官在崇高的人道善举之后，自然要收获一段异国恋情。
　　
　　五
　　
　　由于南京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势的西方叙述所“霸占”，中国观众期待着既能突破以往的叙事传统，又有民族主体性的叙述，所以对陆川的《南京!南京!》寄予厚望。
　　这部作品显然借鉴了张纯如的叙事策略。张在《南京暴行》中，首先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日军如何策划屠城。然后，从中国受难者的立场描述屠杀的残酷。最后，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视角出发，见证和干预发生在眼前的浩劫。通过全景式讲述，作者希望向国际社会揭示真相。陆川的影片也是从三方视角：拉贝日记、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进行讲述。导演把整个故事放在 日记体的框架里，通过日本士兵角川和中国士兵陆剑雄的交叉视点，再现1937年那段历史。这种平衡交叉的叙事策略，主要功能是实现真实感和现场感，应该说，影片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来的面目与此目的基本一致。但这种真实感未能贯彻始终，由于角川略嫌矫情的反思和设计感明显的自杀结局使人抽离历史情境。影片以温情脉脉的人性救赎做结尾，也削弱了电影的厚重感和思想力度，历史变得琐碎乏味。一个光明的尾巴，一个孩子的得救，一位罪人的自绝，可能廉价抚慰了观众的“视觉创伤”，但它让一场人间浩劫变得温婉伤感，轻佻渺茫。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面对民族沉重记忆的失重和束手无策。
　　有评论指责《南京!南京!》出现了过分裸露的镜头，这并不客观回想到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在美上映时，斯皮尔伯格也遭到批评，说他以影像手段渲染暴力和女性身体，称之为“暴力的色情”(pornography of violence)。在陆川的作品中，斯比尔伯格的影像风格隐约可见，画面、音效精工细作，但却没有斯皮尔伯格驾驭大屠杀题材的自信，更缺乏鲜明的个人风格。作为犹太裔美国人，斯皮尔伯格非常清楚自己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知道如何表达对基督教新教为主流的美国文化的认同感，所以塑造了一个德国基督教新教徒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同时，作为犹太少数民族，他更会在片中宣扬犹太教文化和犹太人的品格。因此辛德勒这个角色掌控整个故事的进程，集中营工厂里的犹太人则通过感恩和诚信等细节，表现出特殊的美德。与之相比，《南京!南京!》更像各种元素、风格的组装品，导演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游移不定，结果两者分离、抵消，未能形成充分的对话和辨证关系。
　　当然，这也是对于影片投入了巨大期待的观众所感受到的部分失望。而从总体来看，影片还是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的突破与反思，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守城军官陆剑雄的角色非常有力，凸现了受害者视角和抵抗力量的主体性。另外，影片展现日本占领军的日常生活，超越了以往的脸谱化模式。在《屠城血证》和《南京大屠杀》等影片中，日本士兵嗷嗷怪叫，歇斯底里，仿佛从志怪传奇中跳出来的妖怪，毫无现实感。而陆川塑造的日本士兵，既是普通人，又是杀人不眨眼的罪犯。这才是战争令人触目惊心之处。这也印证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集体犯罪往往不是出于个体的邪恶，而是在集体行动中，个体的冷漠和良知泯灭。
　　最后，借用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句话来作为警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就只好被别人表述”。由此看来，《南京!南京!》做了一个有意义的探索，我们相信并希望中国影人还会继续讲述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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