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问题深藏着的历史观|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一　　笔者近日拜读高瑞泉先生的新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简称高著），该著以平等观念为中心，揭示出中国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长期纠结。颇有意思的是，先秦诸子各自差异鲜明可见，惟独在平等观念上可以找出很多共识，甚至在后来的佛家思想中，也以独特的话语形式来表达平等观念。
　　由此想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机制之所在，就在于以平等为基本要素的道义性追求。它表现为，在平等遭到大幅度破坏之时，社会必将陷入危机之中，于是在平等思想的激发下，或以革命或以妥协解决之。这样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平等实现期，即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但是，接下来会发生此一过程的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人们会始终发现平等观念的幽灵，它证实着平等观念作为道义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制约。
　　高著对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实验作了深入梳理，发现毛泽东时期同样纠结于平等问题。高著提到，与当下中国不同——邓小平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路否定了毛泽东时期的平均主义倾向。实际上毛泽东时期也存在悖论：一方面，追求并实践平等，如取消军衔、稿酬、职称等等，高著称为“以平等主义的激进化为标志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甚至在红军时期毛也会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这客观上反映了平均主义革命阴影之下的不平等事实——“延安道路中存在着精英化、集权化和等级制的倾向”，甚至在“文革”时期，“在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后面，不仅有着普遍贫穷，而且存在着巨大的政治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1]。
　　为什么平均主义只是一个永远闪耀着理想之光的观念，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实行之？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平等与不平等的循环？这里深藏着历史观问题，即民粹与精英对历史发展的不同影响。
　　2008年4月2日，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文章称，“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其包括如下人群或人士：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产生怀旧情绪的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者；对传统乡村怀念的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者；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反感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仇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的反智型民粹主义者；仇洋的民族民粹主义者。
　　文章对中国社会发出警告：“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他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
　　吴稼祥一文的意义在于，承认中国当下社会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其中一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阶层，出于对社会不公平以及其他社会弊端的愤慨，产生了民粹主义思潮。作为必然的结构关系，社会的另一元则是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的精英阶层，自然也就存在精英意识。吴稼祥的文章本身就是精英意识对民粹主义的反动。
　　有学者按照金字塔模式将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五等，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依然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约占全国经济活动人口79243万人口的82％），在社会的利益结构中，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及其他体力劳动者成为利益最小阶层；而另外的18%则是社会精英，在巨大的两极分化（政治权力、财富、文化资源均被不平等地占有）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已经很难形成关于平等的共识了。
　　二
　　当然，只有资源匮乏者才会提出平等的要求，民粹主义自然是平等的叙述者，按新加坡学者顾昕所说，“许多民粹主义者都认定，‘人民’是个或多或少单一的整体，即具有同质性的民众。对许多民粹主义者来说，农夫与工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些为其衣食而劳作的‘人民’与不劳而获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差别”[2]。
　　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对文明发展的反动，但由于起点在于同情劳动人民、厌恶权势者和富人的剥削压迫，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就认同并维护底层民众的利益而言，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站在同一立场上，而且，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动了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推翻或动摇了少数精英统治的旧社会，这才有了“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分野。如果因为这一点去否定民粹主义，那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那么，民粹主义的平等真正能够实现吗？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来讨论之。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革命成功以后，对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森曾经批评道，“在《国家与革命》的章节中，任何厨师似乎都可以管理国家机器”[3]。民粹主义的观点的确是“任何厨师似乎都可以管理国家机器”，激进而令人痛快。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以的，至少不是无条件的。当“厨师”不具备管理国家机器的主观条件（从世界观、政治觉悟、文化素养到行政能力）时，便不可以实行。
　　在长期的阶级剥削与压迫之下，底层大众缺少的就是这些主观条件，他们处于文化能力的缺乏之中，不能直接管理国家机器，勉强为之则会造成文明的倒退。这不是道义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过程，使底层大众在精神文化上成为超越旧的统治者的人。
　　安德森似乎批评了列宁，而实际上列宁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革命成功以后，俄国能不能按照民粹主义的要求来治理呢？列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让工农大众“成为有文化的人”，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民粹主义必须给精英路线让路。列宁同孟什维克在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上是对立的，但他们的共识是：一个社会，特别是自以为先进的社会是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即使这些精英主观上不配合这个社会，也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请他们出山，甚至承诺利益，甚至让他们来领导大众，胜利了的革命者必须与知识精英共享治权。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实际上新的不平等就开始了。事实上，一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后来也真正成了精英统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