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上海美专】民国时代的上海

　　一个世纪前的1912年底，一所以短期教授西洋绘画技法的美术学校在上海悄然成立，它由几个年轻人创办，其中最小的年仅十六岁，这便是日后在中国画坛大放异彩的刘海粟。学校于第二年的二、三月间开始授课，校名为图画美术院。这所美术学校在建校四十年的历史中几经更名。1914年由“美术院”改为“美术学院”，1918年改为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改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再度改制称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现在学界所称的上海美专即以其最后一次更名指代这所具有四十年历史的私立美术学校。上海美专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高校合并，一共经历四十年，它的开创、发展与高潮等重要时期处在民国的时代。解放后的四年是这所私立学校努力地调整姿势，极力地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姿态融入新社会，在自我修正的同时它也与其他的许多学校一样被纳入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调配与整合的计划内，于1952年和颜文樑创办的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民国，上海，是近二十年学界关注与热议的两个话题。一种新的国体政治，颠覆了古老的皇权宗族社会，一开新时代之风气。民间社会被渐渐打开，各种来自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的觉醒与自新意识相融合，通过微微张开的通道，进入广泛的基层社会，使从上而下的现代意识的确立、对于现代生活的追求成为可能。社会的萌动、初长，伴随着不安与兴奋，使得民国社会充满了动荡、碰撞与活力。上海，曾经的远东第一都会，租界并立，华洋杂处，摩登与魔幻是它的两副面孔。在这样看似光怪陆离的土壤里却也开出了理性的花朵。这里是孕育新文化新艺术的温床，多元甚而杂乱的文化源流、权力的真空造成的包容，投资热钱的注入，培养出了复杂而具有吸引力的现代都市文化。民国+上海，无疑是一道具有诱惑力的加法题，它会使原本属于各自的特点与魅惑力发酵膨胀，引动无限想象。民国时代的上海风情万种，上海的民国时代气象万千。上海美专身处于民国、上海的时空纵横的交汇点，得风气之先、地理之便、人才之荟萃，凭着执掌者对于现代艺术教育的认识和市场的谙熟，苦心经营，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校，也是依靠私力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早期现代美术运动的推动、对中国现代学校美术教育模式的摸索，以及对构建民国艺术视觉的贡献，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上海美专在不长的历史中也有着几段为世人、学者津津乐道的公案：野鸡学校之称、人体模特儿事件等，都为这所学校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民国二年（1913年）1月28日，上海图画美术院在《申报》上刊登了第一则招生广告，学校地址为美租界的乍浦路8号。接着，学校又陆续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和搬迁告示。从此时创立开始，申报一直是上海美专首选的宣传与发布重要信息的纸媒。从这些广告中可以看出，学校最初主要教授西法图画、摄影照相、铜版以及炭像、水像等课程。课程设置比较灵活，以短期、速成居多，如函授、夜校、假期班等。此时学校的教授模式还是脱胎于另一所美术培训学校——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上海图画美术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教师乌始光、刘海粟、丁悚、陈抱一、王师子等几乎都出自周湘门下，学习的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最需要的实用型“西法图画”技法，以便更好地就业。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作为开埠城市迅速扩张，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市场促成了商业美术的发展，产品的包装、报纸杂志的插图、戏曲戏剧的布景等都需要大量的受过训练的专业美术人才。因此作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回应，以培养商业美术人才为目的的美术学校在1910年代纷纷创办。乌始光、刘海粟、陈抱一等也只是在一两年前刚刚在周湘那里短期学习了一些商业美术的实用技法，如炭笔画、水彩画布景等，就敢于另立门户与老师平起平坐，分夺商业美术培训的一杯羹，怎能不让周湘气恼？周湘的回击也赫然登在了申报头版上：“图画美术院诸君鉴”。文中点明了两校的师承关系，称美术院的教师都师出周门，且只有两三个月至半年的学习经历，作为学生都不合格，遑论教师，实为误人子弟。措辞中可见，周湘以宗师自居，俯瞰批评美术院的教师并稍有诋毁。此告示无非是周湘已经预见美术培训市场的竞争渐起、自己地位已被撼动、打压对手的一种方式。图画美术院亦在申报上反驳，称周湘是因生源被争夺而恼羞成怒，周湘办学是经营赚钱之举，潜台词是图画美术院的建校根本意不在此，是有更深远的抱负。舌战是打不出结果的。图画美术院从教习商业美术的行帮技法起步，以年轻人的新思想和对新的国家社会环境的观察与新潮流的把握中，为学校的真正发展和腾飞找到了方向。
　　尽管漫画、插图、月份牌等商业美术在整个民国时代都很有市场，但图画美术院并不满足于这种商业美术技法的教授，学校的决策层已经注意到社会上正在形成一个潜在的、更强大需求——美术师资。这种需求的改变主要是来自于国家教育体系的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以新式学堂教育来改造国民进而达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世界强国。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演讲《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这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美术发展的主干精神。一言既出，引起强烈反响。刘海粟即于演讲发表后三个月在学校里开设了师范科，专教高小应用手工等术科，以造就高小学校之师资，并在正科课程内添设了博物学、体功学，注重写生。学校的课程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从短期实用的绘画手艺的传授转向了现代学院派体系，注重艺术修养的培养。刘海粟对蔡元培十分敬仰，两人从这时起结成了莫逆之交，蔡元培对刘海粟的魄力和才气十分欣赏，一直提携和帮衬着刘海粟和上海美专。但他们的结识也并非隔空欣赏而至知己这么理想化。刘海粟的姑父屠寄与蔡元培有同事之谊，刘结识蔡是否有其姑父为其引荐，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1918年，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北京成立，校长郑锦从日本京都美术学校留学归来，带来了日本的经验与模式。此时，上海图画美术院已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为了它参考的现代美术学校的范本，直至1919年刘海粟有机会亲往日本考察学习，在日本参观了许多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并拜访了当时日本的重要艺术家藤岛武二、石井柏亭、松本亦太郎等。回国后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书中主要对日本的美术展览会和美术教育作了详细的介绍。刘海粟亦将日本的学校、社团和展览会模式引入了上海美专，使学校在正常的教学之外以活跃的社团活动和展览会及出版全面推动新美术运动。由于办学目的的分歧，张聿光离开学校，刘海粟成为校长。学校走上了学院建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