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文化恐龙”浮出海面】 八大样板戏

　　“我们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在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格非　　也许是因为一步一步临近世纪末的缘故,人们开始一天比一天喜欢回头观望。
　　据报载:1996年“北京演出市场可圈可点之处无疑当属‘红色经典’浪潮的迅猛冲击。从6月至9月历时3个月,《白毛女》共演出5场,观众人数1万2千多;《红色娘子军》演出8场,观众人数7千3百多,总上座率为80%以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各电视台及周刊和国内新闻媒介的热切关注,也属以往鲜见”。
　　早有杂志为我们这一代人定了名称:“六八式”。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不管是否同意此名称,我们却早已领略了与生俱来的尴尬:面对“老三届”甚至“小三届”们侃侃而谈他们的经历,我们真的太像一张“白纸”。面对“样板戏”的再度火爆,我好奇地一遍一遍想像着已然发黄了的历史画卷,徒劳地想触摸到它的痕迹。接连几个人采访下来,我终于无可奈何地发现:于亲历人,告诉我的不可能是记忆的东西,只能是印象;于未知者,得到的永远不可能是真实,而只可能是想像。
　　我相信,我所收集到的上百条关于当时“样板戏”的新闻报道,只会是有关当时盛况的很小部分。然而,即使是在这有限的历史信息里,有几个方面还是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1)1967年5月9日一6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8个“样板戏”在北京会演。
　　(2)《人民日报》发表剧本:1965年3月18日发表《沙家浜》;1969年11月1日发表《智取威虎山》;1970年7月7日发表《红色娘子军》;1972年2月1日发表《海港》;1972年11月3日发表《奇袭白虎团》……
　　(3)殷承宗把三角钢琴搬到王府井街口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4)1973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派出7个舞蹈演员来中国,学习《红色娘子军》。经过1个月的排练,他们已经掌握了《红》全剧近200个角色的舞蹈动作。为排好该剧,日本舞蹈演员不仅对舞蹈动作精益求精,而且还十分注意了解舞剧的主题思想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只有真正理解舞剧的主题思想才能把戏演好。
　　我想,这又是一个尴尬。同样的白纸黑字,对于没有经历其中的我来说,想要真切触摸到其中脉搏的跳动、感受曾经激荡的情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所能想像到的只是我和有亲身经历的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感觉到这种距离在我已不是第一次。我至今记得上大学时的一个晚自习,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文坛旧事:1963年7月琼瑶小说《窗外》风靡台湾;1972年9月金庸香港“封刀”……片刻的安静之后,我们惊诧地听到年过半百的老师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背诵起《双城记》的卷首语:
　　“那是最好的年代,那是最坏的年代,那是闪耀着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充斥的年代,那是富于信仰的岁月,那是怀疑一切的岁月,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长夜漫漫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无所不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在天堂,我们在地狱……”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的震憾和感动。尽管我知道,这中间的“代沟”使我永远不能和我的老师一样真切地摸到那段历史。汪曾祺(1920年出生):
　　你知道什么是“样板”吗?就是裁衣服的纸样啊!女同志们都知道。
　　重新听我的采访录音带,我可以感觉到汪曾祺先生的情绪起伏。作为《沙家浜》的编剧,他先是语气舒慢地告诉我当时接受创作任务的简单情况:现代京剧《沙家浜 》的前身是沪剧本,原来叫《地下联络员》——“这很像惊险片嘛”,后改叫《芦荡火种》——“一水一火也是矛盾”,而且,谭震林说那时革命队伍已壮大,革命形势不再是星星之火,“《沙家浜》的名称是老人家决定的,1963年排出,定成‘样板’是在1964年”。
　　在我问起《沙家浜》艺术上的革新时,汪先生的情绪高了起来,一面看着我笑着摇头:“你太年轻了,不会懂”,一面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什么是“摇板”,什么是“散板”,什么是“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就是五字句流水,传统戏里从来没有过,五字一句的只有‘辕门斩子’,但也没有上板,是散板唱的”。他告诉我,《智斗》一场,胡传魁原来是“挂”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挂’吗?”……
　　谈话的气氛曾经有一度略微地凝滞起来,是因为我好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同一个人,既能写出《受戒》那样所谓革命意志消解的小说,又能写出像《沙家浜》那样革命意志昂扬的剧本?”
　　汪先生:“我是反英雄主义的。”
　　“但是《沙家浜》毕竟塑造了英雄。”
　　“……这比较复杂,牵扯到了我整个的世界观、哲学观,咱们还是说点比较形而下的问题吧。你知道什么是‘样板’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裁衣服的纸样儿啊。女同志们都知道。”
　　我想,同样是因为“太年轻”的问题,在汪先生眼里,关于京剧常识我大概是可以补上这一课的,而关于理解“样板戏”,理解一代人,这中间的“代沟”是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上的。即使我能学着像其他的女同志一样知道衣服的“纸样儿”什么样,也不会真的弄懂戏里的“纸样儿”到底怎么样。张颐武(1962年出生):
　　它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不可代替的东西,非常有意思,甚至非常浪漫。
　　在接下来和几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交谈时,我开始试图在我和“样板戏”之间找寻一个可供沟通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流行音乐,比如摇滚,比如“大片”。
　　因为是分别采访,我后来想像,如果被采访的这几个人同时在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说得非常热闹,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给我讲起关于“样板戏”的快乐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