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的丢车保帅术|丢车保帅

　　一　　晁错是颍川人，自少研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稍长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此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颇受汉文帝赏识，也备受当时的太子刘启倚重，被东宫上下称为“智囊”。刘启即位后，晁错被擢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屡屡向景帝上疏，“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诸侯开刀。诸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一批诸侯王，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直指长安。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危急形势，晁错不但没有显示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从容，反而昏招频出、一再犯错，以至于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身死族灭的悲剧深渊。
　　晁错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有远谋而无近虑。力主削藩的晁错固然拥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却毫无脚踏实地的实际操作能力。叛乱刚起，他就乱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这样两条建议：一、“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二、“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
　　没人知道晁错为何会想出这样的主意，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强替他找到这样的理由：首先，晁错让景帝御驾亲征，估计是为了提振军队士气。可问题是，景帝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平天子，岂能与戎马一生、血染征袍的汉高祖同日而语？再者，晁错身为臣子，却让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却留守并统揽朝政，实在是有点居心叵测。其次，晁错说要把徐、僮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故意示弱以麻痹吴王。但是，晁错一面让景帝御驾亲征，一面却故意向敌人示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因此，景帝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也许在这一刻，晁错在景帝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二
　　晁错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心胸狭隘，容不下异己。诚然，晁错是个难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诸侯，力排众议锐意削藩，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巩固中央权威，希望大汉天下能够长治久安。然而，忠臣往往都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容不下与他政见相悖或者性情不合的人。史书中说他“为人峭直刻深”，说好听点叫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就是执拗刻薄。
　　当时，晁错在朝中就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叫袁盎。袁盎原任吴国丞相，与晁错素来不睦，早在文帝时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景帝即位后，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刚一坐上这个纠察百官的位子，便以袁盎收受吴王贿赂为由，欲治袁盎死罪。后来景帝出面，袁盎才免去了死罪，只是被贬为庶人。
　　晁错没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吴国带头作乱，晁错抓住把柄，再度指控袁盎与吴王暗中勾结，欲将其置于死地。
　　很快，袁盎就听说了晁错要整死他的消息，内心顿时生出莫大的恐惧。他意识到，再不奋起反击，自己迟早会死在晁错手里。于是，袁盎马上找到与自己私交不错的外戚窦婴，请他帮忙，让自己跟皇帝见上一面。
　　袁盎入宫觐见景帝那天，晁错刚好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时，看也不看晁错一眼，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景帝问他对诸侯反叛有何看法，袁盎答：“不足为虑！”景帝问他有何良策，袁盎请景帝屏退左右。
　　晁错走后，袁盎说出了平叛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贼臣”，并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归到晁错头上。他说，要不是晁错执意削藩，不断削夺诸侯封地，七国也不会反叛，而今之计，就是把罪魁祸首晁错斩了，然后赦免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这场叛乱。袁盎说完，景帝沉默了很久。他并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话对不对，而是在最后一次说服自己——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之时，景帝就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的方案了。所谓政治解决，说白了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丢车保帅。因为在景帝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错，七国叛乱的矛头也直指晁错，那么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了。
　　所以，景帝召见袁盎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他的话，来做杀人的刀！换句话说，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当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
　　三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就没有预料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很可能招来众怒、引火烧身吗？
　　其实，晁错不是没有想过。只可惜，他想要建立一番功业的政治激情太过高涨，以至于掩蔽了他本应具有的政治理性。早在晁错刚提出削藩之策时，他父亲就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你一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图的是什么？”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
　　由此可见，晁错不是没有预料到削藩的后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晁错犯的第三个错误：忠于谋国而疏于谋身。正如晁错的父亲当时对他说的：“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这句话，老人家就回了颍川，旋即**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句悲怆的遗言：“吾不忍见祸逮身！”短短几个月后，晁错父亲的这句话就应验了。
　　于是，就在召见袁盎十几天后，景帝便授意丞相青、廷尉欧等人联名上疏，对晁错发出了弹劾。他们给晁错拟定的罪名是：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建议将晁错腰斩，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景帝看过奏疏，当即批了一个字：可。
　　当时，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丢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晁错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汉景帝刘启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摘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