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和尚带走了我的儿子【“他们差点带走了我的儿子”】

　　去年三月的一天清晨，露西·艾伦去看医生。她情绪低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精神抑郁没有特殊的诱因”，她回忆道，“在刚过去的二月里，有近半个月时间我的心情很糟糕；儿子把他的板球板忘在花园里被雨水泡坏了，他哭个不停。我睡眠不好，有一点神经质；清早躺在床上我感到特别沮丧。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变化，但我不想让这些症状恶化。”
　　艾伦的私人医生休假了，所以她请代理医生给她诊治。这个年轻的医生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例如她的家庭和成长经历等。谈到儿子时，艾伦流露出对儿子的担心，因为她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她怕儿子会因为她生病而担心。谁知，她短短的几句话成了整件事的导火索。这位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并将艾伦的案例转交社会服务机构处理。“我不理解，她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艾伦说。
　　当天下午，这个医生打来电话，艾伦提议她能否把儿子带去跟她见一面请她另作决定。“我很抱歉在她办公室中落泪。我解释我只是有点不开心，我希望等我的私人医生度假回来再说。但代诊医生只是告诉我，让社工接手我的案例，‘接管’我的儿子是她的决定。”而正是这个决定开启了历时半年的“儿子保卫战”。
　　艾伦今年46岁，她的丈夫48岁，是个股票分析师，他们的儿子11岁（艾伦不想公开儿子的名字）。一家人住在一栋带后花园的半独立式住宅内，屋子里冰箱上有一张手工制作的母亲节卡片，上面写着“妈妈，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艾伦本人看起来很瘦，有点憔悴，她把头发扎成发髻梳在脑后，画着淡妆。她是个模范母亲，一直如此。艾伦在旺兹沃斯作为保守党议员的出色表现使她成为大卫·卡梅伦上届选举国会议员的热门人选。艾伦的履历可以证明她就是“大社会”精英群体的代表。从达勒姆大学毕业后，艾伦接受过会计师培训，担任过国家学生容留处的主席，在就业法庭任过民间法官，并在旺兹沃斯寄养委员会工作了五年时间——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她深知孩子被“接管”意味着什么。
　　但当她开始接受调查时，这些经历却显得微不足道。儿童保护体系复杂难懂，而且缺乏透明度。作为一名六年来关注家庭法庭案例的新闻记者，经常有绝望的父母找到我，他们对儿童保护体系内的复杂流程和晦涩术语充满困惑不知所措。孩子胳膊上一块来历不明的淤青，助产士眼中新妈妈的古怪行为，教师发现自己学生多次衣冠不洁有被父母忽视的可能，这些都可能引起法庭调查。社工会先对孩子的需求做初步评估，然后确定其家人是否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情况令人担忧，他们会进一步核实孩子是否已经遭受或者有可能遭受“重大伤害”——这是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必须条件。
　　“伤害”可能是性骚扰或身体上的虐待（例如曾十分轰动的英国宝宝皮特虐杀案和维多利亚·克里比虐杀案，只有17个月大的皮特和年仅八岁的女孩克里比都是被自己的监护人残忍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是情感虐待，譬如父母长期辱骂孩子，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或者让他们目睹家庭暴力等。如果母亲被认为太过依赖孩子，也会被认为是情感虐待，特别是当她们的伴侣——孩子的父亲被认定未能维护孩子的利益时，母亲会被指控虐待子女。
　　由于熟悉这样的机制，当旺兹沃斯委员会依据代诊医生的诊断对艾伦和儿子进行初步评估时，她并没感到奇怪。社工到学校找到他的儿子，发现他是个健康快乐的小男孩，旋即对艾伦做精神鉴定，鉴定说“她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威胁，包括她儿子”。跟我说这些时，艾伦惊人地放松。她承认，她毫无顾虑，因为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确实有抑郁的症状，能理解最初调查的原因，“社工方面的高度警觉是正常反应”， 她认为，等儿子的学校和精神科医生公布结果时，一切就该结束了。
　　但是在她见过代诊医生的两周后，她收到了一份信件的复本，里面的内容让她“不禁颤抖”。信件中包含三份报告，报告公然地扭曲了她曾对代诊医生说过的话。艾伦在委员会的经验告诉她，凭借报告上的内容委员会足以剥夺自己对儿子的监护权。
　　第一份报告说，她曾想带着儿子一起自杀，暗示她可能会杀死自己的儿子。她对我强调说，她向代诊医生解释，她不会自杀，因为那将意味着与儿子永远分离。她确实有抑郁症病史，但她从未间断用药。
　　第二份报告断言，艾伦曾说过儿子是最了解她的人，她曾告诉过儿子她想死。“这比任何事情都让我痛心。我曾经告诉医生我与儿子心有灵犀，我不希望我的抑郁情绪会影响到他。但是事与愿违。我们过去亲密无间，而现在我与儿子的感情被玷污了。”
　　最后一份报告说，艾伦“承认自己某晚喝了一整瓶红酒，多年来上网买安眠药和安定药片”，并且每次用量很大。艾伦对我说，代诊医生从没有问过她服用的药量。她只是告诉她，晚上她经常和丈夫共享一瓶酒，时常吃安眠药，偶尔才会因焦虑而吃安定。
　　如果这三份报告属实，会更坚定法官把孩子交给社服机构的决定。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为没有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正常生活——更不可能送孩子上学，像艾伦那样身兼数职。但报告违背了事实。
　　当确信自己无罪，制度却对自己作出不公正的裁决时，人的无助感会如潮水一般涌来。许多人精神崩溃，他们茫然失措，不知道如何反击。然而露西·艾伦自我控制得很好。她和丈夫收集了所有报告。在夫妻俩宽敞的办公室里，摆满了整理出的大量信件和复本。艾伦知道，她只能在数据保护法范围内提出申请，因为所有文件对她都是保密的。而分析结果却很让人震惊：两个与艾伦素未谋面的人在艾伦的案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他们的报告说服社工主管判定艾伦对儿子存在威胁：
　　一个是委员会从修道院医院聘请的精神科医生，他是“匿名评估”的执行人。没有见过艾伦或她的儿子，这位精神科医生仅仅根据社工提供的信息，就断定她的抑郁症肯定会影响到儿子。另一个是资深内科医师皮特·格林，代诊医师曾向他寻求建议。病历本上写明，格林医生担忧艾伦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尽管他从未见过艾伦。
　　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代诊医师三月份写的医嘱有两份，其中一份是见过艾伦后写的，还有一份是她第二天发给社工的，但两者有明显区别。3月3日她写到：艾伦目前没有伤害自己和儿子的倾向，她与2007年时的状况相比，不再那么孤僻，开朗了许多，建议推迟社工介入的时间。然而3月4日她给社工的意见就如同旺兹沃斯报告上写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