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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锐意革新,敢为人先的“私学”先驱】敢为人先

发布时间:2019-01-25 04:55:39 影响了:

  他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开拓者;他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伟大先驱;他始终关注着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进程;人生短短几十载,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力和智慧都献给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就是被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
  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曾高度评价他的办学功绩,“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产先生之力尤多,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1860年生于直隶天津,原籍浙江慈溪。他是一位锐意新学的教育改革家和实践者。在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提出过很多教育改革的措施建议,力图通过国民教育水平的改善来挽救中国,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他的计划都最后夭折。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投入到私立学校的创建和经营活动中,成为中国近代新式“私学”的探路者和奠基人。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坚持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为南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献计献策。
  
  奏准“经济”特科 培养实用人才
  
  自从进入到封建王朝的统治阶层以来,严修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强迫凌辱,以及朝廷内部顽固势力的腐朽懦弱,深感要扭转国家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正当严修为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寝食难安的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呼声给他带来了一片曙光。《公车上书》中的变法维新思想使严修产生了灵感,他认定只有通过改变中国科举教育制度,同时建立一套新的人才选拔体制的方式,才能让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重获生机。
  1897年,正在贵州学政任上的严修上书光绪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这里所说的“经济”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经济学,而是“经世致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经济”指的是“经国济民”,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严修提出开设“经济”特科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要选拔和培养具有实用价值的人才,而不是旧式的封建官僚。严修所上奏的本章中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设立实用学科”。这里的实用学科指的是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械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严修在奏章中提议的都是当时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自然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而这些新式学科在以往的科举取士中是难以得到体现的。这表现出他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的强烈愿望。第二是“取消录取名额限制”。以往的科举考试经常是“虽千万人俱往矣”的人才陷阱,是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有力武器。而严修的奏折提出要取消录取比例的束缚,只要是经过测试确实符合任用标准的人才,将采取“来者不拒”的选拔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打破常规,最大限度的招揽国家所急需的英才。第三是“考试与保举相结合”。严修并没有完全否定科举制度,甚至历史更为悠久的察举制度。他吸取了旧制度的合理部分,目的仍然是尽最大可能为国家选拔真正所需的人才。第四是“实行保举问责制”。也就是说如果报送上来的人员经过进一步的考察被发现是弄虚作假的,那么将会追究保举官员的责任,其目的在于防止人才选拔中间的人情关系。第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就是在考察的时候要量才录用,不要循规蹈矩。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哪怕其他方面有一些瑕疵也可以破格起用,这样才能使各种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所用。第六是“考试费用由国家承担”。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那些居住偏远或家庭困难的寒门之士有机会参加考试,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埋没人才。
  平心而论,严修奏准开设经济特科之举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他的理想未能立刻实现,但是其为建立新式教育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很多维新派进步人士的肯定,同时也对今后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倾尽“万贯”家资
  创办南开学校
  
  1905年,统治中国文化教育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而严修则利用这样一个契机进一步开展自己的“私学”教育实践。此时在学部任职的严修曾经多次对其创办的“敬业中学堂”进行财政援助,1906年,他借乡绅郑菊如将“南开洼”的十几亩空地捐赠给敬业学堂作新校址之机,联络津门其他几位名流共捐款白银两万六千两供其建设新校舍。此后,敬业中学堂即更名为南开中学堂(亦称南开学校),而南开学校每个月的经费仍就由严修等人负担。不仅如此,每当学校需要添置新设施之时,严修都会积极地筹措资金,以便完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之用。虽然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修所经营的盐业生意逐渐衰败,他本人也因此负债累累,但是他仍旧保持对南开学校的关注。通过合并其它学堂和招收富商子弟的方法,严修在极为艰难的状况下,保证了南开学校已有的规模和正常的开支。南开学校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有的文化土壤中逐渐地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仍被很多学者赞誉为“私学之楷模”。
  
  由于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严修去职之后对于官场便再无半点留恋。1910年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创办和经营私学的事业当中。随着南开学校办学经验的日渐积累,筹办新式大学的计划提上了日程。1915年,严修、张伯苓先后走访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北洋大学、汇文大学以及工业专科学校、法政学堂、师范学校等相关高等教育机构,为创建南开学校大学部做出积极的准备。虽然最初的两次试办都遇到了挫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严修等人开办南开大学的理想和热情。于是,严修与其他人商议到大洋彼岸取经问道,借鉴美国大学的办学经验。1918年,严修偕范源濂一同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受新大陆的教育理念,以杜威为首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严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回国之后,令国人拭目已久的南开大学也随即出炉。南开大学的诞生给严修的私学实践带来了很多新的生机,但是也伴随着无数新的挑战。由于南开的私立性质,其办学经费的获取便成为了一个致命的难题。受惠于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严修等人一改往日中国传统文人心高气傲,宁折不弯的形象,用无数次看似趋炎附势的奔走游说,换取了南开教育成就的光彩夺目。1919年,严修与其同仁商定筹备南开大学事宜后,即奔赴北京与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会面商讨,寻求支持援助。此后,严修又会同范源濂和张伯苓以及商界、军界人士商议募捐筹款的具体措施。从太原到南京,又从上海到杭州,严修开始了他的募捐善款之旅。由于他本人的社会关系和名望,一路下来可谓收获颇丰:天津籍的江苏督军李纯捐款二十万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捐款一万元,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则以其银行存款票据八万元捐赠南开。经过一系列的充分准备,南开大学终于在同年九月正式开学,并开始其漫长的光荣历程。
  此后,严修又先后创办了南开小学和南开女学,使得南开学校成为一个十分完整的私立教育机构。
  
  革除“封建”遗风 营造全新气象
  
  除了创建南开基业的伟大历史功绩之外,严修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改变封建社会的遗风陋俗,开启新的时代气象,也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严修对封建科举教育制度中的师官合一,以及旧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严修反对教师官僚化的封建旧制,提出教师专业化的观点。另外,科举教育中呆板过时的教育内容和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也被他所诟病。针对这些弊端,严修提出在发展新教育的过程中,第一位的就是师资教育。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发展其它各类教育的基础,必须给予重视。因此,在创办新教育的过程中,他把师资培训作为重点。1903年,严修就主持建立了教员补习所和研究所。补习所设文、理、法、商等实用学科,聘张伯苓、金邦平等十余位新派人士担任教师。而且严修经常到场旁听,并亲自审阅教材和课业。教员研究所每周都要集合教师所关心的教育实际问题,并予以认真的研讨和解答。此外,严修还到处搜集国内外的教材课本,选择应用。当年,他还协助李金藻、陈宝泉、刘潜、胡家祺、郑炳勋、刘宝慈等人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深造,为师范教育的发展造就人才。1904年,严修还创建了天津师范讲习所,并逐步确立了其独到的师范教育思想体系,即:先建立普通师范以解决中小学师资问题,同时在普通师范附设教员养习所和讲习班,为在职教师的进修提高创造条件。等到普通教育有了一定发展后,再创立高等师范学校以解决高等师资人才的培养问题。应该说,严修的师范教育思想为扫除封建教育遗毒具有重要意义,而他主张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和教科书编纂法并重的观点,也是符合当时中国教育实际情况的。
  
  其次,严修以教育改革家的非凡魄力冲破封建思想的阻力,积极提倡女子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并重。1902年,严修从日本教育考察归来,便在自己家中开办“严氏女塾”。入学的学生主要是从10岁到20岁不等的亲属好友的女儿。严修次子严智怡(后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亲任教员,讲授国文。三子严智钟教授英文。另外还开设了算术、音乐、图画、织布、缝纫等课程。1905年,“严氏女塾”更名为“严氏女学”,设高小初小两级,开设国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史地、音乐、图画等课程。严修胞妹严淑琳亲任监学。初小教员有韩升华、韩咏华等。高小只兴办一班,有13名学生,该班任教的教师均是当时直隶教育界知名人士,如华海门、郑趾周等。严氏女学是一所正规的女子小学,是直隶女学的发端,不仅在直隶开风气之先,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学之一,为直隶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严修把女子教育限制在了小学和师范两个领域,但是他毕竟为女子教育的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女子教育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同时,他也扫除了封建教育对女性的贬低排斥之风,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提供了契机。
  最后,严修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瞻远瞩的智慧,利用学校教育的武器对社会上的颓风败俗给予坚决的抵制。严修主张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强调优化教育环境,以及良好的教育环境对改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严修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迷信,反对歧视妇女,反对**吸烟等陈规陋习。他在创建南开学校时明文规定:不许学生吸烟、饮酒、早婚、嫖妓等等,如有违规者立即开除。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严修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及实践对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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