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描写要促人向上] 低头眼睛向上看人性格

　　漫步于新时期文学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数那些丰姿多彩的当代青年形象了。你看：从被极“左”思潮扭曲了灵魂而一时不悟的中学生谢惠敏（刘心武：《班主任》），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治愈创伤而终于奋起的知识青年杜见春（叶辛：《蹉跎岁月》），再到深入车队同工人一起清除空头政治流毒，由畸形发展的“单色”跃为全面发展的“多色”的青年干部解净（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从 思想偏激、行为古怪而又确有一定抱负的社会青年顾志达（陈建功：《迷乱的星空》），到平时对现实似乎怨尤多于礼赞，但在保卫祖国的关键时刻壮怀激烈、为国捐躯的青年战士刘毛妹（徐怀中：《西线轶事》），再到身世坎坷、颇有牢骚而毕竟在四化建设中激发了包裹在冷漠外壳里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工人刘思佳（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从思考和探寻人生的位置究竟何在的上海知青陈信（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到决心回到那曾战斗过的、能以自己创造性劳动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的海南农场的有为青年易杰（孔捷生：《南方的岸》），再到清醒地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在改革中大显身手的牛宏（蒋子龙：《锅碗瓢盆交响曲》），……这些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当代青年在反思历史和探索人生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纠正思想偏见，摆脱个人利害，清除孤傲情绪，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成长轨迹，使现实生活中的广大青年从中照见自己，找到了自己这一代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旧事物的埋葬者、四化大业的建设者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的学习榜样。这些较为成功的青年形象在性格塑造上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丰富而明确，复杂而完整，既生动地反映了当代青年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独特的生活道路和苦闷、创伤、思考与追求，又明确而完整地展示了当代青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斗争历程和必然趋势，表现了当代青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历史使命的忠诚，从而基本上做到了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复杂性与完整性的辩证统一，因而使读者倍觉真实、亲切。
　　文学要催人奋发向上，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就必须给读者以美感。罗丹说：“美，就是性格和表现。”因此，文学形象的性格塑造成功与否，至关重要。黑格尔认为，文学形象的理想性格应具有三大特征：（一）它的丰富性（这是基础）；（二）它的明确性（丰富而有重点）；（三）它的坚定性（始终如一地忠实于自己的情致）。马克思、恩格斯吸取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美学观点。马克思曾批评拉萨尔在创作中“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提出了“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要求。这里所强调的“席勒化”与“莎士比亚化”的区别，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性格塑造的单一性与丰富性的区别。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强调理想性格的个性化要求和丰富性、明确性的统一。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他明确提出：应当把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与个性描写的丰富性统一起来。
　　追求这种丰富性与明确性的辩证统一，是当前青年形象性格塑造的主流。无疑，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我们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单一化、脸谱化倾向愈演愈烈。进入新时期后，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坚持从生活出发，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的统一，引起了创作界的普遍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性格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一度沉寂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画廊。但是，放眼文坛，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性格塑造中也出现了某些支流，应当引起注意，加以克服。一方面，那种忽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脱离生活的概念化、意念化现象尚未绝迹；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种忽视人物性格的明确性，为复杂而写复杂的芜杂化现象。这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统一的美学原则，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仍然是创作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而当前，少数青年题材作品中性格芜杂化的现象，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是在追求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时，忘记了目的性，伤害了明确性。展示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是为了真实地体现当代青年心灵深处的苦闷、创伤、思考和追求，目的在于引人向上，催人奋发。契诃夫说，凡是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你也往那边走；你呢？不是凭头脑，而是凭整个身心，感觉到他们都有一个什么目标。”我们有少数青年题材的作品，在性格塑造上正缺乏这种目标感。作者离开性格的基本内核和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人为地去追求复杂性，“制造”丰富性，以致把复杂化变成了芜杂化，把丰富性变成了随意性，造成了性格内核的分裂，出现了类似恩格斯当年所批评过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伤害了性格的明确性。比如，有一个短篇小说，为了表现一个女大学生的性格复杂，竟一会儿让她无聊到容忍流氓在电影院里对自己的不轨行为，一会儿又让她成为手执棍棒追捕小偷的英雄。这样的芜杂化性格，既损害了形象的真实感，也破坏了形象的美感，违背了引人向上的目的。
　　二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偏见，对性格的复杂性作出了错误的审美判断，因而伤及了整个作品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是的，由于独特的遭际和命运，当代青年的性格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对这种丰富而复杂的性格，准确地作出审美判断，褒其所长，贬其所短，是成功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关键。在这里，作者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见识，尤为重要。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过：“偏见对审判极为有害”，“足以败坏我们的审美感”，“必须有高明的见识才能抑止偏见”。思想偏见导致审美判断的失误，伤害性格的明确性，使个别作品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譬如有一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工人深受极“左”思潮的坑害，在世态炎凉中得不到温暖与希望，愤世嫉俗，悲观消沉，时而为了品尝“人生全部滋味”，去卑劣地玩弄并占有了一位曾受损害的姑娘；时而为了“进监狱看看”，又故意寻衅打架，“偷车”作案，把违法当儿戏；甚至最后寻求刺激，放火自焚，制造骇人听闻的“火警”。如果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见识形象地展示这个青年堕落的过程，深刻剖析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对这个青年思想性格上的消极因素进行否定性的审美判断，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倒不无认识意义。但遗憾的是，作者对这种思想性格的消极因素持一种同情乃至欣赏的态度，竭力把一切推给主观设置的阴暗的客观环境，以证明这个青年性格、行为的合理性。这就由对人物性格的审美失误而导致了整个作品丧失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使人读后感到压抑、沉闷，看不见光明和未来。
　　三是描写性格的消极因素违背了艺术辩证法，丧失了分寸感，超越了“度”。任何事物都有其质的规定性。如同黑格尔所说，人物性格无论如何丰富、复杂，总有重点，总有其主导方面，也总有其明确性。性格塑造要做到莫因丰富性而伤及明确性，就须准确把握性格的质点即主导方面，万勿过“度”。在这个问题上，少数作品中的“青年探索者”形象的性格塑造，在展示他们理想幻灭、信仰动摇时，时有过“度”之嫌，破坏了读者的审美直感。即使是某些优秀之作，用性格丰富性与明确性辩证统一的高标准来衡量，似乎也还可以精益求精。例如刘思佳，其性格的丰富性和明确性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但是，掩卷凝思，有些读者也难免多少有点感到他对新上任的女副队长解净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挑衅性的做法，他对现实多少有些冷漠的观望，甚至看破红尘的态度，虽然在表现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有着特殊的艺术效果，然而与他作为新人性格的明确性即质的规定性（如他最后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油库的壮举），总显得不那么和谐统一。为什么刘思佳身上总有那么一点令某些读者感到难以言状的不快的东西，因而在这些读者面前削弱了这个形象的审美价值呢？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这一点，到这个文学形象走上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转化为视觉形象后，由于编导在这个人物性格的处理上较多地注重了丰富性，相对地有点忽视明确性，因而某些观众的上述审美直感，便较阅读小说时更甚了。这说明，准确地掌握艺术辩证法，恰当地把握描写分寸，十分重要。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统一的美学原则，塑造真实感人的当代青年形象，既有艺术技巧的问题，更关系到作者的世界观、美学观以及对生活认识的功底。作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树立高尚美好的理想，热情地拥抱生活，才能准确地把握当代青年的性格特质，敏锐地发现他们的思想闪光，并进行正确的审美评价，从而用浓墨重彩描绘出生气勃勃的当代青年群像，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