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居正对明神宗的教育引发的思索]明朝皇帝顺序列表

　　就一个学子个体而言拥有的教育，一般没人比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太子，更比不上历史垂青的儿皇帝们。其中，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典型的一个。除去历史决定的教育科技政治文化水平的时代差异，他接受的教育应该比时下中国人所期待所争取的教育更好、更优质。
　　明神宗十岁登基，对这位少年天子如何培养教育，成了大明帝国的头等大事。在内阁首辅张居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和慈圣皇太后的严格督责下，对明神宗进行了非常正规的教育。万历皇帝朱翊钧拥有全国顶尖的老师，大明国第一大学士，先帝临终前的顾命大臣，万历年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万历从十岁开始就享受现代博士生都享受不到的学习待遇，接受张居正一对一的教育。
　　对明神宗教育，张居正用心最为良苦。当时，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于是，张居正一面主持着大刀阔斧的改革，一面操劳着小皇帝的教育。他安排一旬之中有三天视朝，七天讲读。每次日讲要进行六个小时左右，即共有三堂课，其间有两次课间休息。第一堂讲授四书五经，第二堂讲书法，第三堂讲《贞观正要》《资治通鉴》等历史课，以鉴前代兴亡得失。
　　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博采众家之长，有法家，也有儒家，还有兵家，历代理财变法之学，甚至还有黄老学说，可张居政除了在讲解“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时发表了一句“然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岂不谬哉”的激烈批评外，后面就再也没发表过与《论语》相左的观点了。即使有，也是温和地旁敲侧击。
　　同时张居正对神宗要求极严，因其在学习时读错一个字而厉声纠正， 使小皇帝“悚然而惊”，在场的官员亦相顾失色。为了培养神宗节俭，竟拒绝了神宗欲将一件穿得褪了色的袍子换件新袍的要求。张居正对神宗的行为也有严格的管束，有一次，神宗率太监们夜游别宫，走马**、舞枪弄棒、杖击太监 ，张居正对其严责不贷，令其下罪己诏，并严惩了引诱神宗犯错的太监。至于教神宗如何做一个贤明君主，如何治国安邦，更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神宗学业精进，书法可与名家相比，
　　的确，作为一个老师，张居正是优秀的，可遗憾的是，优秀并不等于成功。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不久后，他就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张居正呕心沥血培养的小皇帝，不仅成了张家的掘墓人，而且成了大明帝国的掘墓人。张居正教他的学生不要与民争利，可万历征税的项目却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真是苛政猛于虎；张居正教他的学生要节用，可万历却生活奢侈，年方二十，就开始着手为自己修建寿宫（陵寝）；张居正教他的学生要勤政，可万历却懒，二十八年不临朝听政，高唱“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衙门内严重缺员，而候补的官员却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终生候补。这个从小就聪明、写得一手好字，见到张居正从来都称“先生”的好学生，为什么最后变得如此昏庸？
　　一代名相张居正对明神宗的教育究竟错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启示？
　　首先让我们对万历皇帝朱翊钧接受的优质教育进行一番反思：整个教育过程，几乎没有让他充分暴露出什么劣根性。这实际上窒息了小孩的天性，即使露出某些问题的端倪,也不可能得到相应的鞭挞和纠正。这种教育违反了教学规律，其他皇帝当得成功并不说明是教育的成功，是机遇和条件的偶然。无微不至的关心千方百计的呵护是对幼苗的温柔式摧残。在他的成长期，永远没有难倒他的问题，永远不需要他为解难题而伤脑筋，因为他身边有万能钥匙，有百宝箱，有“爱问知识人”，有一台“智能电脑”。然而，一旦他挣脱这一切，他就经不住一点儿香花毒草的诱惑，他的个性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不受任何羁绊任其驰骋，终于导致万历在张居正百年之后突然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暴君。
　　我们再从心理上分析，张居正的教育对神宗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能根本没有从心底产生兴趣。长期的高压教育，逐渐积淀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特别是他居于人君之位，而要听臣下的摆布，更加重了这种逆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摆脱臣下的束缚，他的逆反乃至怨恨的心理日益膨胀，甚至扭曲变形。因此在张居正死后，抛弃了张居正对他的教导，背道而驰。张居正过去让他做的事他一概不做了，张居正过去反对他做的事他变本加厉地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神宗心理教育问题是张居正教育的失败，也是酿成张家乃至大明帝国悲剧的祸根！
　　这就是大明朝最优质教育的失败案例。万历皇帝毁于这种教育，张居正一世英名毁于这种教育，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历新政也毁于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大明王朝的覆亡与万历年间的这种优质教育也脱不了干系。我们重温历史不仅是为了诉说往事，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是我们的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