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

　　主持人：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对话者：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黄平：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周年”等等一系列的回顾与反思，直面当下的社会现状，一个广泛的共识是，“改革”迎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80后一代，最直接的铭刻着“改革30年”的印记，从当年“小公主”、“小皇帝”的批评到“房奴”、“蚁族”、“拼爹”的处境。对于这一代人而言，文学如何介入时代以回应“改革”，这一主题不再保守，反而具有先锋l!生。本次对话偏重对于改革文学(不惟新时期初期作为文学潮流的“改革文学”，所有直接反映“改革”的作品都在此列)乃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从《人生》、《平凡的世界》、《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出发，尝试重新理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在“改革”时代重新理解“改革文学”，通过“改革文学”重新理解“改革”时代。
　　一、改革的“目标”与“动力”
　　黄平：近些年对于“纯文学”有很多批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且搁置不论；就文学研究而言，“纯论文”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当下的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在“空转”，无法触及时代的真问题。故而，这次尝试重谈一个“陈旧”的话题：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重思“改革时代”。这不仅是重新理解我们的文学经验，也是重新理解我们自身的生活与命运——作为80后一代，我们不是“改革”的工程师，而是“改革”的产品，最直接地铭刻着“改革30年”的印记。当然，文学研究者对于改革时代的理解，还是从具体的文本出发，限定在文学封存的体验与记忆里，尽可能避免政论式的虚荣与虚妄。
　　杨庆祥：在此时此刻来谈论“改革”以及“改革文学”，突然有一种魔幻的感觉。仿佛是完全在讨论一个和我个人不相关的东西。但实际上，正如黄平所言，我们又是“改革”的一个产品。在各种议案被搁置、改革在今天的“空洞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它印证了“历史一旦终结，起源即告忘却”的残忍历史逻辑。因此，似乎要做一次深呼吸，从当下喧嚣之中找到一条通往过去之路，却也困难重重。作为在漫长的革命链条上的一环，80年代的“改革”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改革”的起源和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不言自明，但是真要将其“语言化”，却也不是那么容易。与此相关联的是，作为意识形态最活跃的一部分，文学在80年代与“改革”发生了何种关系?有没有一种符合我们想象的“改革文学”?如果有，它的内涵是什么?黄平：在我看来80年代“改革”是想构建一个“现代”的世界，资本、技术、效率、专业化、数目字管理为代表的现代世界。借用《乔厂长上任记》的题记，“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重读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大量获奖作品一个核心的线索是：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出色的售票员(《窗口》)、农业专家(《满月儿》)、质量检查员(《醒来吧，弟弟》)等等。成为“质量检查员”算是最典型的象征，革命激情被征用为工作伦理。
　　回到“改革”的肇始阶段，改革的“动力”在告别“**”的立场上是清晰的，如罗岗所讨论过的，“80年代”的某些重要共识：启蒙、改革、现代化、创新……构成了了一种80年代式的“态度的同一性”。问题在于，走出“**”之后怎么办?“改革”将“共同富裕”作为远景与自身的合法性证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阶段性目标。但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一部分人富起来并不难，难就难在“富人”与“穷人”如何有效地关联起来，组成真正的共同体。
　　回到“改革文学”上来，以《新星》为例，作者非常焦虑的问题是，主人公李向南对于“改革”的推动越来越乏力，没有办法与底层群众真正结合(小说中“群众”是作为一种模糊的背景而出现的)，到最后李向南的胜利其实是“向上走”，动用自己高干子弟的身份，由北京的父亲出场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逻辑一直没有有效克服的困境，尤其在30年后的今天。
　　金理：我觉得“改革”的目的，在国策层面的设置和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向往是并不完全重合的，当然，有一段时间，双方彼此借用。普通民众心中对“改革”的渴望可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吃饱、穿暖，但是我们现在讨论改革时代还是要有一个界定，选择什么样的时间范围，回应什么样的问题。
　　黄平：“改革”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段与分析视野，我觉得广义的话指代“改革”30年(1978以来)，狭义的话指代“80年代”。值得补充的是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是“80年代”的一个结果，当下重返80年代，其目的之一，就是想激活“80年代”的诸种可能性。
　　杨庆祥：官方意识形态称80年代“改革”为“改革开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改革”，也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革命”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但需要注意的是并没有使用“革命”这样明确的表述，而是用了“改革”这样一个更“温和”的说法，从这一细微的差别中可以看出80年代“改革”在内部已经包含了很多不确定的、妥协的、折衷的因素。第二是“开放”，“开放”的对象是什么?向谁“开放”?从表面上看是向西方开放，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现代化的技术和经验背后支撑的是一种“观念”，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和想象方式。
　　在我看来，80年代“改革”的起源是复杂的，这一起源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方意识形态需要解决“**”后的巨大政治危机，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政治经济的新规划；二是整个社会对于基本生存条件的不满，要求通过“改革”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第三是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重建和文化更新的渴求；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以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在80年代初出现了裂隙，中国在这一个裂隙中发现了扮演新角色的可能性。
　　起源的复杂性意味着改革的目的、诉求本身就是多元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权稳定后还会极力推行“改革”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带动“后富”的人吗?冷战终结后，西方希望看到一个逐渐“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也许在这其中最尴尬的是知识分子，当年为“改革”摇旗呐喊，后来却发现原来是“狼”来了。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之中，我的感觉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被放弃了——用“放弃”这个词也不够准确——更准确的应该说，是被历史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这个改写的主体又是这个改写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