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畅销文学作品【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青春电影思考】

　　[摘 要]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作为以中小成本制作为主的青春电影展示别样风景,“第六代”导演叛逆中的回归,风格迥然的“新锐”导演的加入,使内地青春电影在新世纪以来既有对过往青春怀念的集体记忆,更有对当下年轻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时商业化倾向的青春片也逐渐增多,其多元化呈丰富性的一面,却也淡化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关键词] 青春电影;集体记忆;残酷物语;消费青春
　　
　　青春电影,这一概念近年来作为类型片种出现于中国电影的理论探研中。究其源头,是美国的校园电影,20世纪60年代传入日本后,重点展示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感,70年代末,“‘青春片’的概念首次由日本影评家提出。”①
　　在中国内地,长期以来无“青春片”概念,但并不代表没有此类电影,相反,中国早期电影《桃李劫》(1934)、《新女性》(1934)、《十字街头》(1937)、《马路天使》(1937)等可谓名副其实的青春残酷物语,并且在中国电影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缺少的是理论体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出道之初推出的风格各异的作品,其实也都是形形色色青春日子和情感的展现,可称“青春片”或青春电影。进入新世纪,随着国产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作为以中小成本制作为主的青春电影展示别样风景,第六代导演的嬗变与回归及新锐导演的加入,使内地青春电影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既有对过往青春的怀念,更有对当下年轻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更加深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如《十七岁的单车》(2000)、《北京乐与路》(2001)、《站台》(2000)、《无法尖叫》(2004)《青红》(2005)、《孔雀》(2005)、《红颜》(2005)、《独自等待》(2005)、《十三棵泡桐》(2006)等。同时具有商业化倾向的青春片也逐渐增多,其多元化有其丰富性的一面,却淡化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春片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一、“第六代”导演叛逆中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第六代导演是青春电影创作的主力军,鲜明的反叛风格和边缘人物表达,使他们的影像风格更显另类。进入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在继续坚持记录当下青年人生活和质朴的影像风格的同时,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逐渐成为内地电影创作主力军,“王小帅浮出水面之后也完成了一部讲述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的生活,因为一部自行车而发生联系和冲撞的《十七岁的单车》(2000)。”②《十七岁的单车》城乡两个青年与一部单车的不乏辛酸的故事,反映了他俩各不相同又殊途同归的成长过程。而获得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的《青红》则将视线转向刚翻过的一页,青红的父母为了给女儿一个好前程,千方百计想返回上海,为此粗暴地扼杀了青红刚刚萌芽的爱情,青红脆弱之身难以抵抗强势的父权,青红的追求者小根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张扬的《向日葵》表现的是普通而不另类的青春成长史,着力表达在成长中父子之间的冲突和对抗。“xx”中失去画画的手的父亲,将自己的遗憾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的叛逆表现为不愿做时时向阳的“向日葵”,而《向日葵》之所以能够触动每个人的神经,是因为其表达出来的个人印记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王小帅、张扬、娄烨们不再刻意追求青春的叛逆和颠覆性,不仅仅是个体“自我”的言说,更是将人物置身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平淡而不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淡淡的感伤和脉脉温情,是对青春成长的感伤和无奈,表达的是这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
　　“贾樟柯的《站台》(2000)和《任逍遥》(2001),继续着他青春生命的酸涩旅程。”③他继续表现边缘化、草根化的小城镇青年的生存状态。《站台》中的崔明亮、尹瑞娟们和《任逍遥》中的斌斌、小济是生在不同时代,具有相同特点的小人物;长镜头传递出漂泊、迷茫的不确定情绪。《站台》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成长史,在追求流行文化和爱情的时间流逝中青春已然不再,泯然众人矣。《任逍遥》中的斌斌和小济则在幻想着“你想干啥就干啥”的逍遥人生。通过人物在飞速向前的时代中对物质追求的叙述,将年轻人特有的盲目、感性、挣扎、压抑、瞬间的快乐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小济和彬彬打劫银行后,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诉说了这代青年的迷惘和茫然。
　　可能因为这批导演已人到中年,他们的青春电影对青春的表达大多集中在七八十年代,凸显此成长时段的集体记忆,而不是淡化历史记忆转向个体的叙述,这有异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们的个人化、私语化的创作。他们不约而同运用各种叙事元素重构过去的时代特点,将个体的青春成长融入对集体回忆的回想之中。《站台》中充斥着零零碎碎的80年代的记忆碎片:喇叭裤、蛤蟆镜、摇滚乐、电子表、录音机、红棉吉他……《站台》也本是那时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青红》中的地下舞会、高跟鞋、喇叭裤、纯真情书、偷尝禁果等实为异曲同工之妙。《向日葵》则将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平凡人家的日常生活中,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 四人帮”等大事件均在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中表露出来。对时代而非自我的回顾,对集体记忆而非个体生存的表述,让人们恍惚中对电影的主题阐释感觉模糊:新世纪以来第六代导演从叛逆到回归的重要表现,就是对时代、集体、社会等宏大叙事逐渐超越对个体意义上的成长经验和青春记忆的表述。
　　二、“新锐”导演的青春残酷物语
　　浮出于新世纪的几位导演,无论长幼,对青春题材有着别样的情怀,因其直面现实的锐利,堪称新锐。如顾长卫的《孔雀》和《早春》、李玉的《红颜》、颢然的《青春爱人事件》、吕乐的《美人草》《十三颗泡桐》等,可谓青春残酷物语。这些青春电影多表现青年女性无论是改变命运抑或安于命运,皆遭遇种种创伤和无奈。
　　《孔雀》充满冷色调的影像风格中着力刻画充满梦想的女子高卫红与命运和时代抗争的青春故事――消瘦清秀的女孩,一种清教徒似的气质,但内心刚烈执拗,可以为了梦想狠得下任何心。在高卫红单纯、充满幻想的世界中,周围的各色人物近乎病态,然而,影片在冷峻的视角下展现她梦想的破灭和青春的逝去,整体弥漫着彻骨的伤感,反衬青春的苍白。李玉的《红颜》中的小云和顾长卫另一作品《立春》的女主角王彩玲,不同的遭遇却有近乎相似的残酷命运,一个是16岁的少女怀孕生子,一个因丑陋怪异的行为相貌,在周围白眼中“耻辱”的活着,呈现出来的是或阴暗或冲动或懵懂的理想追求,以及理想幻灭、尘埃落定的过程。相对于其他的“大龄青年”,继拍摄知青题材影片《美人草》后,2006年吕乐又完成了讲述中学生题材的《十三棵泡桐》,这是一部更为典型的青春片,造型极像李宇春的女主角风子特立独行,刀子是他的生日礼物,又是她的吉祥物,骑着骆驼的沙漠勇士麦麦德的形象经常出现在风子的脑海中,刀子和勇士构成她内心的叛逆和干净,她和淘淘、包京生的暧昧关系使整片充满着青春期的懵懂和单纯。而学校老师的冠冕堂皇和父母的简单粗暴彰显现实的残酷和青春的无奈。
　　虽然顾长卫说《孔雀》“是一部拍摄给中国人看的电影,更具体一点地说,这部电影是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回顾”,但顾氏平实乃至不动声色的风格中,兄妹三人青春、梦想、爱情的随风而逝,那份过于沉重的感慨是不同于第六代的。
　　三、娱乐化倾向的消费青春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大众文化发扬光大。“这些大众文化类型致力于世俗梦想的表达,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和文化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形而上的关怀变成了‘性’ 而上,娱乐游戏至上、消费至上。”④新世纪以来,中国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性与颠覆性逐渐减弱,一些青春片大多表现“都市时尚青年”的情感消费生活,一派小资情调,以娱乐性、消费性走商业化之路。如张婉婷的《北京乐与路》(2001)就以全新的方式演绎北京地下摇滚乐青年的情感故事。影片有知名音乐人罗大佑亲自担任音乐总监,随着动人的音乐旋律,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生活在边缘的年轻人为了爱情、事业而奋斗的故事。全然不同于90年代初张元《北京杂种》的愤青色彩,而是洋溢着年轻人追求自由的奔放性格;再加上港台当红明星吴彦祖、舒淇为主角;甚至还有俗套的“三角恋”故事,使得影片更显娱乐色彩和消费倾向。事实上,一些青春电影已与“偶像剧”合流,越来越多地运用流行音乐、舞蹈、动漫等特色元素,整体格调充满青春时尚和明快节奏。
　　“主动迎合时代背景、强调人物的都市身份特征、营造纯粹的银幕都市青年生活时空,在此过程中唤起观众对此话语场的归属感。”⑤《独自等待》(2005)就采用了这种叙事策略。精致的画面语言彰显北京的都市感和时尚感,解构了以往第六代导演眼中的古老灰色城市。导演伍仕贤大量运用运动镜头,以MTV影像风格行云流水般展示城市街道的亮丽和年轻人的鲜活青春,沉寂、烦闷、紧张一扫而光,在饱含激情中迎接挑战。《独自等待》的语言亦涌动着强烈的时尚流行色彩,容易引起都市年轻人的共鸣。
　　显而易见,这样的策略有着不必隐讳的商业意图,彻底告别了第六代导演曾经以群像面目出现的以呓语或是呐喊表达出的非常个人化和情绪化的青春言说。同时,还必须看到,此类电影所展示的流光溢彩的都市青春与大多数底层青年人的生活是脱节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不是青春消费,而是消费青春。如若一味将青春电影商业化,我们要问的是,青春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和价值意义何在?与青春偶像剧的区别何在?戴锦华教授曾对此论道:“所谓青春片的基本性,在于表达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诸多的尴尬和匮乏、挫败和伤痛。可以说是对‘无限美好的青春’的神话的颠覆。”她还认为,青春偶像剧是“青春神话的不断复制再生产,它作为特定的世俗神话的功能,正在以迷人、纯情、间或矫情的白日梦,将年轻的观众带离自己不无尴尬、挫败的青春经验,或者成功地以怀旧视野洗净青春岁月的创痛”。⑥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片和青春偶像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青春片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显然大于矫揉造作的青春偶像剧。
　　新世纪以来,各种风格特征的电影相涌而出,作为以中小成本制作为主的青春电影在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下,也呈现出类型各异的风格特征,既有坚守者,又有回归潮,更有追求商业娱乐效应的纷繁错综、碰撞交融,对内地青春电影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淡化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注释:
　　① 阎景翰:《写作艺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页。
　　②③ 陈墨:《当代中国青年电影发展初探》,《当代电影》,2006年第3期。
　　④ 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⑤ 刘帆:《小议都市青春电影中的标准语境》,《电影文学》, 2007年第1期。
　　⑥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作者简介] 胡清(1945― ), 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及现当代文学;蔡海波(1983― )�,男,山东菏泽人,南昌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