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那些流金岁月里的困与歌]流金岁月歌曲

　　人物简介：方明(1917年-) 江苏无锡人，上海诚正文学院（光华大学）教育系肄业。1934年在上海陶行知主办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当工读生，主办流浪儿童工学团，1935年初参加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1936年参加国难教育社，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教师中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1938年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建立党的教育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教委），方任教委委员，1942年任书记。1949年上海解放，任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1950年2月，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常委，5月当选上海市教育工会主席。同年8月，当选为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1950年8月至1966年6月，任教育工会国际（FISE）副主席（世界工联产业之一）从事国际教师的团结工作，应邀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英、法、印度、印尼、日本、巴西、智利、埃及、加纳、丹麦等30多个国家。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78年起，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第七届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期间，首倡在各级各类学校里进行教代会试点，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981年，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与此同时，最先呼吁恢复教师节，最先倡议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稿）。1985年，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农村教改实验，并提出了“科教兴农”的口号，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现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方老的热情和开朗是我没有想到的，已90高龄的他，无论是其光辉的履历、还是赫赫声望，都让我自觉与这位著名的老教育家距离遥远，虽翘首企足，也难得见。然而，生活却给了我这种幸运，使我感受到难以描绘的惊喜，一个电话，一声问候，一句希望获得采访允许的简单告白，竟圆了我那个做了很久的梦。
　　此次采访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永远值得回忆，尤其是采访前为帮助我轻松完成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方老十分认真地准备了若干极其珍贵的资料，并将其复印件寄给了我，这让我有一种源自采访之外的收获。看着信封上清晰、工整的字体，以及右下方设计独特、运笔流畅，且带着一种文明的洒脱与自由气质的亲笔签名，不免让人感动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热忱、谦虚、认真、严谨，还有他的率性和生动。
　　当然，在采访的过程中，方老本人以及他的讲述更丰润了我先前的认识。走进全国总工会，这个方老工作了57年的地方，听着方老讲述那段流金岁月里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名字，眼前这位有着上个世纪初知识分子清瘦外表、儒雅气质的教育家，在我面前展开了一幅触之可及的历史画卷。
　　
　　求知
　　
　　20世纪30年代，水气弥漫、灵秀温润的江苏无锡的乡下，一个贫农的孩子像村里那些和他年龄相仿、情况相近的伙伴们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下，早早离开了他们心爱的学堂，背井离乡，来到离家很远的苏州作学徒。但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一闲下来的时候，他就读书看报。曾经还有一本名叫中国科学画报的杂志深深地吸引过他，上面讲述的科学养殖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他日后首倡在中国农村教育改革中实行“农科教统筹”埋下了生根发芽的种子。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学生的方老。
　　成就和陶先生的师生之缘，也要得益于方老坚持求知的信念和把握机会的勇气。1934年的春天，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均刊登了陶先生和上海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的消息，消息称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10名工读生，工读生可以一面为该组织做工，一面由组织负担其读书的费用。而工作的主要内容只是到农村宣传不读书的苦，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其他人。这个消息对于当时没钱念书的许多苦孩子来说无疑就像及时雨，可是由于对未知的恐惧和现有的不舍，很多人犹豫不决。然而，此时方老却果断地辞别了老板，连夜买了回家的车票，他要马上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经过一路的颠簸，困乏已极的方老在车上睡着了，车子行过了目的地，又开到了下一站，突然意识到坐过站的方老急忙下车，这时已是深夜，没有星月相照的天空异常漆黑，从来不敢走夜路的他，因为怀揣着梦想和对知识的渴求，任何困难似乎都不再是困难了，一个人竟然走过了几十里荒地和坟山，见到父亲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方老的这颗求学的恒心，是最终获得家人支持的决定因素，如愿以偿的他只身来到陌生的上海。说来也巧，十个工读生的名额只剩下一个了，他拿出当时仅有的小学文凭，在笔试和面试之后，当即便被录取。由于方老写的一手好字，助成会的办事人员还只留了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做些记账等事务性工作。后来见到了陶行知，陶先生提出让方老到申报馆办的夜校去读书，主学语文和英文。在陶先生的引领下，知识的大门渐渐向方老敞开；而与教育的情缘更像一种宿命，在方老以后的人生路上慢慢延伸开来。
　　早期从事教育是凭着青年人的一腔热情，在践行陶先生“即知即传”――要求工读生们识几个字，就教几个字的教育思想的过程中，方老创办了流浪儿童工学团，一个人教五六十个流浪儿童识字、明理。据方老回忆，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教室，他们就在马路边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课本是用陶先生编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少通》。《老少通》在当时是一种老少皆宜且脍炙人口的读本，内容大多贴近生活，好记实用，如其中一课书的内容只有14个字，“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趣味。
　　这段经历让方老深刻地理解了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明确了生活同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生活会赋予不同的教育，如迷信的生活会不自觉地受到封建迷信的教育，而科学的生活，才能获得真理。
　　
　　进步
　　
　　有句谚语说得好，“一个人究竟能够走多远，取决于和谁同行”。跟随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方老所受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来源于陶先生个人思想和行动的导引，还有与之密切交往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意识。通过和他们的频繁接触与来往，方老从对社会空乏的认识中渐渐觉悟，对应农民现实的苦难，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体制的腐朽，看到了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欺压百姓，看到了唯有团结起来抵抗压迫才能“保生”（陶行知曾经说过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与此同时，革命的要求愈发迫切，寻求共产党的领导，并与教育界同仁团结起来教育好学生，为国家培养有能力振兴民族的后备力量一时成为方老的奋斗理想。1935年的春天，方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 “中青”，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方老经受了锻炼，团结和教育了广大教师群众，为壮大党的力量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方老在深入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真正领会了其“人民性”的核心特征，结合实际，大力开展人民教育，同时，为宣传和组织推广陶行知教育理论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他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也均得到了极大丰富。他先后被推举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上海市教育工会主席，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教育工会国际副主席，从事国际、国内教师的团结工作，成绩显著，并多次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在中国教育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深谙教育的方老仍执著于陶先生的“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的教育思想，并以此为指引，深刻剖析中国现实，认识到：普及教育对国家来说是基本国策，立国之本；对人民群众来说，犹如“基本口粮”，不可或缺。1980年11月12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方老和15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行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的提案。经过六年的细致研究和反复探讨，普及《义务教育法》的议案终于在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强化了普及教育的观念，为全民教育健康、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中国的教育事业因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开拓
　　
　　很多人赞誉方老为“永远的开拓者”，这话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有多少人一生能有数个影响后世、利国利民的首创；90岁高龄还能够保持70年前的奋斗和进取精神，在探索中仍不乏新发现、新思路、新做法。方老就是这样的人。
　　“文革”后，他首创在学校中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过1979年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试点以及此后的反复实践，证明教代会是学校民主管理的好形式。它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在学校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上下群策群力，对办好人民教育可谓意义重大。
　　另外，在全国树立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气的问题上，方老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首倡恢复教师节就是他的一项力举。我国在解放后，将解放前建立的教师节的日期（每年的6月6日）改为每年的5月1日，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也是“教师节”，这样实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加之在“文革”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造成教师队伍极不稳定，优秀人才严重流失，中国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方老从根本入手，率先提出应该在新中国恢复教师节，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并于1981年的全国政协会上，草拟了该方面的提案，还征得了叶圣陶、雷洁琼等16位政协委员的签名。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此后，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诞生，树立人民教师形象的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和千名优秀教师表彰活动的开展，以及维护退休教师合法权益的全国教育工会退休教师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都与方老密切相关，其中有他的参与，有他的推动，但更多的是他的创造。
　　关心教师，促进教育发展，是方老一生的事业，牵动着他所有的热情和精神。直至今日，他仍然没有片刻的松懈，尤其对当代农村教育问题，一向认为“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的方老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通过在前元庄村进行的一系列农村教育改革实验，探索出农村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即坚持农村教育改革，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不断增强教育为“三农”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方老不顾年事已高，还在为向全社会推广前元庄村的农村教改经验奔走呼号，并继续在山西、安徽黄山、江苏苏州、四川合川县和重庆渝北区等地进行了诸如“农科教统筹”、“科教兴村”、“科教兴镇”、“科教兴乡”、“科教兴县”等一系列教改实验，同样，这些实验也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爱满天下
　　
　　方老七十余年笃信践行老师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并致力于研究其对促进现代教育发展的具体现实意义，以推动解决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让陶行知教育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方老所在的中陶会，大力开展学陶师陶研陶活动，组织教育专家讨论研究，写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现代价值》一书。编辑出版了12卷《陶行知全集》。方老非常赞赏陶先生的几句名言：“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把这些思想带到哪里。有人要是请他签名，写字，方老就把这些名言写上，书赠学校和他的忘年交。方老也以此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他说：“学恩师七十年，自觉无愧于心。况且好的说不坏，坏的说不好，如若你不信，历史会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