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 上海海派文学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1]。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间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
　　一、张爱玲：“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
　　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张爱玲的时间感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她有着明确的时间观或时间意识；另一方面，她的写作体现出强烈的时间特色，有着很强的记忆痕迹，以至于形成一种“记忆的艺术”。而从更深处而言，张爱玲的时间观及其写作的时间特色与上海这座城市又是分不开的。
　　张爱玲的时间观，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对“记忆”“时代”“传统”以及“历史”等几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上。在《自己的文章》《洋人看戏及其他》以及《烬余录》诸文中，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首先，张爱玲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无论是时代的发展，还是历史的演进，张爱玲都持悲观态度，甚至带有浓重的末世情结，是一种反历史进步观的反映。与那些生活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中、信奉历史循环论的传统主义者不同，张爱玲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但是与那些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信奉进化论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又不同，她认为历史发展是堕落的而不是升华的。所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2]，正是这种历史观的反映。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张爱玲再次强调，“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3]。其次，张爱玲认为历史是日常的。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史观，迥异于左翼史家注重政治经济变革和革命斗争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史观。张爱玲的文章很少谈及重大历史，倒是有不少谈服饰、饮食变迁等属于文化生活史的内容。她具有一种从日常生活来观察历史的眼光，认为历史就生活中，在生活被不断重复、实践着，“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而且认为“历史”是“没有系统的”，没有什么“完整性”，这也是基于历史的日常琐碎性。最后，张爱玲认为历史是记忆性的。记忆是一种不改变历史线性时间进程的回溯策略。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论中，记忆并不显得重要，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进化论中，记忆同样也不重要，唯有在历史退化论中，记忆才显得尤为重要。记忆是处在时间流逝、历史堕落之中唯一的自救办法。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是日常的，而日常性的回溯方法只能是记忆，它不同于典籍史册系统性记录，而是零散地、不自觉地融入在日常生活中。在《更衣记》中，张爱玲甚至将历史变迁融入到日常的季节换衣、气味记忆中来[4]。当然，强调历史的记忆性，也意味着强调历史的细节性。
　　正是在上述时间观、历史观的基础上，张爱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迥然不同的叙事学”和写作艺术。王德威认为，张爱玲的叙事具有“重复”（Repetition）、“回旋”（Involution） 和“衍生”（Derivation）的特点：所谓“重复”指“不求‘重现’（Represent）而只是‘揣摩’（Approximate）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而“回旋”指“展开并不依靠新的元素的注入或运作，而是通过对思想、欲望和行为的现存模式的深化、重复、扭曲来展现前所未见的意义。它就这样盘旋着，卷向自身内部”；而“衍生”则指的是“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5]。三者在文本互涉（Inter-textual）、跨文类（Cross-generic）、多重语言（Multi-lingual）三个层面上展开，具体则指向张爱玲写作生涯中的将同一经验通过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语言（汉语和英语）以及不同的文类（小说、散文和文论）反复书写的现象。王德威认为，“重复”“回旋”和“衍生”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和写作美学，而且体现了一种“退步的”（文学）史观：“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6] 王德威虽然颇为精巧地揭示了张爱玲叙事创作背后的“重复”“回旋”和“衍生”诸种机制，但是他把张爱玲写作中的“记忆”局限在个人经验范畴，忽略了张爱玲提到的“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因此也就未将张爱玲的“记忆的艺术”落实到社会语境中来。
　　有论者认为，张爱玲提到的“古老的记忆”，指的是“人情”—“每一个时代都相通”“所有时代都存在的世情、人情”[7]。也有论者进一步认为：“人情的理路或纹路，便是秩序。经历一切过往的时代而仍能保存下来的秩序，便成了‘传统’。换句话说，传统来自那个代代相传的‘古来的记忆’，是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是经验的交流。”[8]但是这些观点都忽略了张爱玲写作的城市性，因而也就难免混淆了张爱玲的“记忆”与乡土民俗“记忆”的区别。上海，是张爱玲“记忆的艺术”的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背景。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张爱玲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9]张爱玲这里提到的“上海人的观点”，固然是针对上海—香港“双城记”而言的，但是我们也不妨可以说，“上海人的观点”是张爱玲看人阅世、书写创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张爱玲欣赏上海人，是因为她认同上海人的“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上海人“坏得有分寸”以及“演得不过火”的“处世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0]，而保持在这种新旧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生活状态之中，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写作和处世的定位。张爱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看到了上海这个“摩登”城市，仍然保持着对传统、对旧文化的记忆，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