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太太们的跨国行动:洋太太公司

　　好苗苗在枯萎　　上海市一所中学高一（4）班的杨检希望自己能考上复旦大学。为了梦想，这位买不起参考书的数学尖子，只能时常站在书店里读参考书。　　15岁时，杨检随母亲和姐姐由新疆返沪，他们挤在私房阁楼外搭建的如鸟巢般的添加层里。没有上海户口的母亲，靠帮人做饭来养活杨检和大他两岁的姐姐，远在新疆的杨父每月最多只能寄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100元钱。
　　杨检应算是强者。上海团市委地区工作部、权益部的一份调查表明，家庭特困的青少年成绩大都一般，家庭学习环境不佳及自卑心理是“罪魁祸首”。经济问题—一精神问题——人生问题，走上违法道路的城市青少年，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与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相容者。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统计，上海18岁以下的特殊、特困青少年至少有10万名。
　　一位来自英伦三岛的女子喊出一个现实又科学的思想：救助城市的贫困儿童。今年2月22日下午，47名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冰岛、丹麦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洋太太们，第四次相聚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饭店。这次她们捐资17．6万元，资助61名家境贫困的青少年。从1996年2月14日第一次捐赠以来，100多位洋太太已捐赠48万元，改变了147位青少年的人生轨迹。
　　跨国行动的发起者
　　1995年，夏(min)来到上海这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她的心被一个叫潇潇的白血病儿撞击着。这位14岁的男孩，随着血液里病魔的滋生，精神也同身体一样陷入危机。尽管夏女士的帮助没有阻止潇潇的死亡，但组织在华的洋太太们参与救助青少年的念头却油然而生。
　　夏女士的中国女友张骏负责物色上海地区家境贫困的青少年——“上家”，她自己则联系在沪外籍人士的夫人们作为赞助方—一“下家”。她们在以在沪外籍人士为读者的商报上刊登广告，在洋人村里张贴启事，利用聚会宣传助学对当今上海的重要性。助学活动，被夏女士度诚地当作一项工程来建筑。她精确地计算出孩子在校一年的费用，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教育培训中心的帮助下，由受助学生所在学校负责善款的接收、保管和使用。然后她们把费用的使用情况制成详细的统计表，一年后交给资助的洋太太们。这样既使资助人放心，又使被资助的孩子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15岁是走过人生13年的少女武颖的“大限”。武颖出生40天时就被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56天时父亲被癌症夺走了生命，母亲再嫁。外公外婆既无力给她看病，又为医生的“判决”断了希望。小武颖确实病得很厉害，走几步路就得蹲下喘气，指甲发紫，随着“死期”临近，病情日趋严重。
　　听说小武颖的不幸，夏女士开始一无地址二无电话的寻觅。冒着酷暑，夏女士在一幢没有门牌号码的新公寓房里找到了临近死亡的女孩。得知武颖所患的法洛氏四联症可通过手术达到根治，夏女士高兴得跳起来。她拿着武颖的材料到处“化缘”——手术费30000元。一个晚会上，夏女士和美国考克林公司的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娜说起这件事，正好被总经理赛勒·凡尔纳听见。如今夏小姐描述起当时的情形时，仍有点喜形于色：“赛勒·凡尔纳一说手术费用由他包了，我简直都快停止呼吸啦。”去年11月13日，小武颖接受了手术治疗。医生说，武颖完全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生活。
　　太阳相继升起
　　如果没有美籍华裔方丽珍给她以母亲一般的爱，父母悲惨结局在这位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孩心头投下的阴影或许一辈子也难以除去。
　　几年前，小女孩的父亲杀死妻子后自杀而亡，此后，小女孩一直生活在祖母
　　家。方丽珍不仅为她提供了2500元的助学金，还另外出资请了家教。
　　现在，方丽珍是3位贫困儿童的“母亲”。
　　没有国界，不分肤色，所有人的善良和爱都是温暖的。来自加拿大的德籍女士克里斯蒂娜在战后的柏林就感受过这种爱——1944年，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柏林郊区一个小乡村，当时一个姓Neville的美国人向他们伸出了援手，每月寄来包裹，一直持续了10年。几十年后的今天，她在上海又把这种爱给予了3个贫困儿童。克里斯蒂娜叫她资助的一个女孩为Jany。每隔三四天她就去看Jany和其多病下岗的母亲，了解她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克里斯蒂娜常骄傲地说：她们笑了！
　　上海，对于克里斯蒂娜和众多的洋太太们，也许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站，但克里斯蒂娜说，此后无论漂泊到哪里，上海都有她厚厚的牵挂。
　　原籍印度的新加坡女子希拉，虽已离开上海，但仍无时不在牵挂着她所捐助的张维杰和李琪郡，时常打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寄钱款续结远隔重洋的母子情。
　　张维杰是上海市天水路小学的学生，就在极富美术天赋的张维杰扇动幻想的彩翼欲在绘画世界里尽兴遨游的时候，罕见的少年胰岛素依赖症如同狂吼的风暴一般缠上了他，他必须每天注射二三次胰岛素以维持生命，而他的父母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且还需赡养长辈。巨额医疗费在短短几个月中，使他们家倾家荡产难以支撑。希拉的资助使张维杰的母亲感动得泪水涟涟，而希拉则高兴地说：维杰也是我的儿子。
　　李琪郡也是天水路小学的学生。李家5口人中3人重症缠身，外祖父脑溢血长年瘫痪在床；父亲病毒性脑炎，小脑萎缩，靠拐杖移步；李琪郡1岁时得了对称性红斑角化病，这种病毒性皮肤病对肝、肾、心脏均有极大的危害，病魔造成的皮肤粘连使小琪郡晚上连袜子都无法脱，每晚只有借助安眠药才能痛苦地入睡。李家月收入仅800余元。
　　琪郡的校长向希拉表示感谢，希拉的丈夫直摇头：“不用谢，不用谢！这种捐助方法很好，我可以亲眼看到受惠的孩子，他们真是太值得帮助了！”据悉，希拉旅居上海期间，共发展了30多位洋太太加盟“联合国部队”。
　　接力棒在延伸
　　“我在黄昏的时候，会栖息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支歌。我要歌唱那些幸福的人们和那些受难的人们。”夏女士一直被人们称为安徒生童话故事《夜莺》中的夜莺。
　　今年6月，夏女士这位为上海贫困青少年引吭高歌的“夜莺”要回国了，同时张骏也为其他事情所牵，不得不中断给孩子们播洒希望的种子。
　　慈善活动并不能消除贫富悬殊，但这并不意味活动本身的苍白，通过这种活动，至少可以让困难中的孩子们看到希望。希望，不就是奋斗的动力吗？在夏小姐和张骏之后，有人来接这根爱的接力棒吗？
　　“上家”张骏的接替者是丝绸印染厂的退休女工丁名映。1994年秋天，丁名映人见人爱的女儿小瑛子莫名其妙地牙痛，社会各界捐助的85000元钱，只维持了被白血病缠上的小瑛子8个月的生命。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的丁名映，捐献了尚未用完的善款，到上海慈善基金会做起了义工。她的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寻找急需资助的特困儿童。
　　美国强生（中国）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夫人陶宝妮女士成为夏女士的接班
　　“一个人活着总得做点事，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今年2月22日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第四次捐助活动，其“上家”和“下家”就是丁名映和陶宝妮踏破铁鞋的结果。夏女士说，这是她们搞得最为成功的一次。
　　“我在黄昏的时候会栖息在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支歌，叫您快乐，也叫您沉思……”
　　一年中，这支“联合国部队”设摊义卖过，组织上街募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