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难题_中国人口老龄化

　　炒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年龄”，源于中国人口加速老年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难题，即新的退休人口不断加入老年化队伍，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无力承担庞大的养老金开支。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时，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当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就标志着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了“老龄社会”。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中国占了30%；2011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平均是5.2%，中国高出该数值3.9个百分点。中国老龄化处于明显的超高状态。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将突破2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
　　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包括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两种趋势，底部老龄化是指在低生育率人口增长环境中，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儿童人口占比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占比相应提升；而顶部老龄化是指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使人口金字塔的顶部相对加重，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明显增加。据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低于2.1的国际生育率水平。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3岁，相对于20年前提高了5岁；同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少年人口占比正在加速减少。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两个方面演绎的结果是，中国老龄化的步伐一路提速。
　　问题的关键在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方向性特征完全不同，中国老龄化社会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基本生态。观察发现，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均在5000到1万美元；而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6美元。即使是今天，人均GDP也只有5000多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居民自身承担老龄化的风险能力十分脆弱，在老龄化人口数量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承担的养老金负担将格外沉重。由德意志银行和中银国际等牵头完成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另据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财政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
　　“人口就是命运。”用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孔德的名言来描述中国经济再恰当不过。应当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于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况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短时间在资本密集形产业中形成足够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7%。
　　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还承受着老年人口社会保障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以养老床位为例，目前中国的养老床位数是260多万张，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或3%的比例。按国际上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50张测算，中国老年人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即未来共需新增床位500多万张，仅此一项，保守估计需要投资超过470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