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根本原因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一、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此外，最新研究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与评析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

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评析：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历史上推行了很长时间，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多次加强；—春秋时政治家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主张以农为本。战国时，改革家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平籴”法以发展农业，把农民吸附在土地上，对强国富民起了重要作用。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还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变法规定：多耕织可免本人劳役、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同时还制订“优惠政策”

招外国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并给予田宅。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这功劳中自然包括“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到了战国末期，大思想家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他针对一些工商业主的投机活动，将“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他主张“重本抑末”，奖励耕战。他认为，必须强迫人民努力生产，大量增加社会财富。只有这样，社会的繁荣、道德的推行、国家的安定才有基础。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到西汉时，一般商人的求富行为往往受到指责，商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比较低下，法律规定商人不得为官。

但是，“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从来就不是那么顺利，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反复。从西汉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晁错向汉文帝提出的书面建议《论贵粟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商”，也未得到有效的“抑”。晁错对农民的辛苦寄寓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阴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厂而对商贾的行径他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因此他主张“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晁错所描述的情况，在今天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晁错的主张仍有其一定现实合理性。

我国古代政治家提出的“重农抑商”，其实并未否定工商业的作用，而且抑商的程度也有差别。他们主张的是：抑商是为了重农，重农则需抑商。尽管自南宋以来反对抑商的人渐多，其消极作用也日益明显，但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对我国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封建社会的发展确曾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各代统治者长期推行这一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再沿袭“重农抑商”政策。但是，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又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地区过分强调“无商不活”，但却忽略了“商多必乱”的问题。一些地区全民经商，商业畸型发展，许多行业的人不守本分，纷纷“下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商业利润过高，有利可图。商业的畸型发展往往是以损伤其它行业为代价的，商业对农业利润和农民利益的盘剥尤其不能低估。

“种菜的不如贩菜的、种粮的不如卖粮的”，正伤害着农民务农的积殴性，大量农民弃农经商，大片土地荒芜、减产，部分地区情况已发

展到很严重的程度。

现在，需要处理好农和商的关系。不能以商伤农，以商误农，而应以商促农、以商保农。加强商业管理，将商业活动、商业利润、商业规模纳入规范、科学的管理轨道，将商业变成农业发展的翅膀。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和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让农民在务农中得到实惠和可观的收益，将农民吸附在土地上，使地力充分发挥效益。

现在，物价上涨，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已成为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物品不够丰富而流通环节过多，层层盘剥是其中

的重要原因。许多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础不好，上面就要出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质生产不丰富，商业流通再发达又有什么用呢?以商侵农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会出现多次反复?各代统治者会一再强调并推行这一政策?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真正落实往往很困难，该“重”的未真正重，该“抑”的也未完全抑。这固然与这一政策推行者的态度和方法有关，同时也与农和商自身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农业生产的利润增长总是很缓慢的，而商业以其丰厚的利润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总是很活跃的。二者之间的发展和竞争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就要求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的手段施加必要的影响。

针对因流通环节过多而导致莱价上涨的问题，一些城市建起农民蔬菜直销市场，对降低菜价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抑商”的措施。事实说明，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回答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要思考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必须从商业和农业的特点来谈。

农业是“一国之本”——这已经不用细说。但是农业的特点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想过——它是一种把人固定在土地上的行业，所有中国人所说的“故土难离”、“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等说法，无不是出于对土地的眷恋——这说明什么？只说明多数中国人是农民！它千百年来一直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形成的思维定式。

正是因为“土地可以固定人”这种特点，所以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就坚决地贯彻“用土地栓住人”的策略，“用土地栓住人”——把人固定，自然天下天平。 而且也利于愚民制民——如果你捣乱，就收回你的土地，而农民一旦没有了土地就无法生存，所以，土地不但可以栓住人、还可以作为惩罚手段。中国历史无数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是由土地的有无引发的。 所以rickcafe先生回贴所说的“所谓商业金融内容好象太复杂，如果正常发展起来，还有变革文化之虞，且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日常管理能力是儒家的君子们万万所不具有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说商业：商业的特点是必须在一个双方平等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正常的、能够持续的商业交换关系。西方从古罗马的元老院到共和制度的公民大会，无不是一群商人、或至少是有商人头脑的农场主在支配着国家权利——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能首先实现民主制度的根源。换句话说“商业即意味着平等的要求”——大家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这种要求对于封建君主意味着什么！所以必须坚决地重农抑商！所以，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数千年始终实现不了民主（哪怕是所谓“萌芽”）的原因——中国始终是一群农民在领导国家：刘邦、李渊、朱元璋和努尔哈赤，哪一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