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评曰论陈寿的“和为贵”思想]陈寿三国志

　　【摘要】历代正史中的“太史公曰”、“史臣曰”、“评曰”一类的词语,是反映史家历史观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文根据《三国志》中陈寿的“评曰”,从为人处事、家庭伦理道德、军事、政治等方面对陈寿的“和为贵”思想进行了梳理,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国志;史评;陈寿;“和为贵”思想
　　
　　对于今天的多数人来说,了解“三国文化”多是通过明代罗贯中所写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而真正记载三国鼎立时期历史的《三国志》及作者陈寿却鲜为人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起被后世史学家尊称为“中华史学名著前四史”,历代史家对《三国志》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其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魏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陈寿一生著作颇丰,其著有《三国志》、《古国志》、《益部耆旧传》,又编有《汉名臣奏议》,《诸葛亮集》等,但可惜的是,除《三国志》一书外,其余书皆亡佚。我们研究陈寿的思想,就只能从《三国志》入手。
　　历代正史中的“太史公曰”、“史臣曰”、“评曰”一类的词语,是反映史家历史观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陈寿作为一代良史,其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从《三国志》卷后的“评曰”及传序入手,对陈寿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其“和为贵”思想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为人处事上主张“开济时度”、“直而能温”
　　
　　为人之道在于明人伦,知世故、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在主张宽毅、勇猛、宽柔、正直的同时,陈寿认为生逢难世,人们应有自我保护意识,应“开济时度”,“温粹识统”,他更加赞赏具有刚毅有度、柔而能断、勇而有谋、直而能温的人,如顾雍“于朝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依仗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杜袭由于“温粹识统”、“直而能温,柔而不犯”、使“文帝初甚不悦,后乃追居,”,所以能得以善终。反之,象虞翻那样“数犯颜谏争,性不协俗”,过于疏直,就会“多见谤毁”、“难免末世也”;杨戏“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难云”;又如“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贵‘既明且哲’,《虞书》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畴克备诸!”对这些人的悲惨结局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从陈寿的记事论人中,我们可以看出,修身隐静,养志不仕是他比较推崇的一种品格,他载录并加以赞扬的隐士有:“性恬静乐道,忽于荣利,征命无所就”的张范,“三府并辟皆不就”的田畴,“阖门守静,不营当世”的张、胡昭,“渊雅高尚,确然不拔”的管宁“修身隐静,不役当世”的杜微,,“素业纯固,不系心于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的常林,等等。
　　陈寿尤其反对残暴不仁、勇而无谋、骄傲自矜、轻浮急躁、心多疑忌等品性,他认为凡具有这些不良品性的人不会得以善终。如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己来,殆未之有也。”袁绍、刘表“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其失败是“非不幸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吕布“有琥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然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曹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关)羽刚而自矜,(张)飞暴而无思,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廖立、李严、魏延、杨仪都因“骄傲自矜”,“揽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尢不自己也。”;王平“遵履法度,言不戏谑,然性狭侵疑,为人自轻,以此为损焉。”;诸葛恪“才气千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通过对这些正反事例的记载、人物的褒贬,陈寿间接地表达了自己所推崇的处事之道。
　　
　　二、家庭伦理道德上主张“家和万事兴”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儒家认为“国之本在家”,因而“治国”要先“齐家”。陈寿在《三国志》中大力:宣扬“正家而天下定”的思想,认为要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首先应调整好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做到“父于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他特别重视帝王的齐家问题。他认为应正确处理好皇室各方面的关系,使“家和”才能“万事兴”。“《易》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人伦之始,恩纪之隆,莫尚于此矣。”因此,从一家之况,可“究一国之体焉”。
　　(一)反对后宫逾制,嫡庶不分。陈寿载录魏室诸帝不断增大后妃之制,引起后宫嫔妃间的争斗,使“风教陵迟而大纲毁泯”,发出了“有国有家者,其可以永鉴矣!”;在《吴书・妃嫔传》中,陈寿也批评孙权废后立妃,废嫡立庶,造成了“遗笑古今,殃流后嗣”的恶果,强调帝王的表率作用。
　　(二)主张后妃应恪守妇道,作好帝王的贤内助。为了总结历代由于外戚干政带来的弊端,陈寿采录了陈群谏止魏文帝为太后父母封土命爵之议和栈潜“择令淑以统六宫”,使“家道正而天下定”的奏论,认为圣妃之协对于帝王之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度评价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可作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
　　(三)对于兄弟之情,陈寿也很看重。他评“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业,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传》曰‘楚则失之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其此之谓欤!”陈寿暗指曹植虽有过失,但曹魏统治者对他的态度也不正确,在批评曹植的同时,也不赞成曹丕不顾兄弟情义的做法。袁术、袁绍“兄弟携贰,舍近交远”,离心离德,必然致败。
　　陈寿不仅在《三国志》中扬善抑恶,大力宣扬儒家所提倡的一些为人之美德,在身体力行时也注重为人之德,坚持自己的人格。他生不逢时,仕途多难,却能在逆境中奋斗,坚持自己的追求,潜心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具有不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坚韧意志。
　　
　　三、军事上主张养农蓄力,先道德而后征伐,反对穷兵黩武
　　
　　自汉末至三分,再至西晋一统,群雄逐鹿战争、三国侵伐战争、统一战争,此伏彼起,绵延不绝。战争是三国史上的重头戏,常使其它方面居于次要地位。《三国志》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这一特征,记述了众多的战役以及战争中的各色人物的言行。陈寿虽然不是军事家,但在他浓墨重彩渲染三国史上的战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表达一些他对军事的看法与见解,研究《三国志》,我们发现陈寿在军事上是主张养农蓄力,先道德而后征伐,反对穷兵黩武的。
　　《三国志》卷44《姜维传》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武、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陈寿点明姜维陨毙的原因之一是“玩众黩武”,而蜀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屡扰”。所谓“屡扰”者,“屡扰民”之省也;“扰民”者,夺农之时,疲民之力之谓也。可见陈寿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养农蓄力的。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陈寿在简略的《三国志》中反而长篇累牍地载录了许多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养农蓄力、先道德而后征伐的言论与奏疏。如卷11《袁涣传》录涣进言于曹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卷13《华歆传》录歆上疏于魏明帝曰:“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卷65《华歆传》录歆上孙皓二疏――其一曰:“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忘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事获安。”其二曰:“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此乃有国者所宜深忧也。……宜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古人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惟农是务。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推此揆之,则蔬食而长饥,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如此类之言论,《三国志》中尚多。陈寿行文尚简,而不惜笔一再收录此类言论,且不厌其详,是与他在《姜维传》“评曰”中直接表述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养农蓄力、先道德而后征伐的思想分不开的。故上述诸人之言论,虽代表袁涣、华歆、贺邵等人的思想,而实际上也是陈寿思想的组成部分。
　　
　　四、政治上主张“抚百姓、开诚心”
　　
　　封建社会,就结构而言,是由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制度结合而成的有机体;就掌权者而言,则主要是皇帝及封建官僚队伍。从《三国志》史评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在总体上肯定上古先王社会外,陈寿还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封建政治标准,特别是各级统治者的行为规范,以此表达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主张。下面我们仅以陈寿对皇帝的评价为例,说明陈寿理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政治是个什么样子。
　　关于皇帝的行为规范,主要见于三国诸帝的纪、传的评语中。在这些对皇帝们或褒或贬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寿心目中的理想皇帝应该是:(一)在个人修养上,应具有“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能“运筹演谋”,有超人的远见谋略;“沉毅断识”,处事果断等素质。有此,方有“君人之至概”。如果个人修养不够,特别是“机权干略”不如别人,就会“基宇亦狭”,难以在此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立足。(二)心胸开阔,待下宽厚仁慈。陈寿盛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对魏文帝则说,如果他能做到有“旷大之度”、“公平之诚”,则离“古之贤王”不远,对其器度进行了婉转的批评。而对孙权后期“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之举,他则明确表示反对。甚至认为由此方使孙吴后期“谗说殄行,胤嗣废”,“遂致覆国”。(三)亲君子、远小人,奖忠纳谏。在《后主传》中,陈寿曾深刻总结道:“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据此,他也批评孙权不能容敢于直谏的虞翻的“古之狂直”,“非旷宇也”。严厉批评孙皓“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远贤者、亲小人、刚愎拒谏必然导致荒淫残暴,陈寿再次强调了这个千古不易的真理。
　　陈寿理想中的社会政治秩序,在其《诸葛亮传》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制,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他。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在这里,陈寿实际上是在总结诸葛亮治蜀的同时,指出了建立封建社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关键:一是抚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二是示仪轨,约官制,建立系统的行政制度,明确官吏职守,并循名责实,按制度对官吏进行考核;三是处事公平,依法办事,不因亲疏而同事异处;四是劝戒分明,明确所提倡或反对的事情,善必赏,恶必罚。能做到这些,便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便能使“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使人民对统治者又“畏”又逆来顺受而“无怨”,正是封建统治追求的最理想的境界。
　　陈寿的思想,总的说来,仍属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如为政方面的爱民恤民、用法公平、清正廉洁;伦理道德方面的亲亲、尊尊及孝悌仁义忠信等。但不可否认,这些东西,又恰恰是建立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关键,是较理想的封建政治的基本规范。故时人评陈寿《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他的“和为贵”思想,也应该是符合这个评语的。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