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转型时期我国利益整合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以族群关系为视角: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利益

　　摘 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统治者关注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族群较以前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族群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其间的差距也愈加扩大，这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客观地把握族群关系的新变化，对于促进转型时期利益整合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转型时期；利益整合；族群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步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社会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过渡。多重利益主体出现，利益冲突和矛盾更加显现。针对此种情况，利益整合应运而生。在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利益冲突不仅反映在阶层与阶层、团体与团体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决定了利益冲突亦会表现于族群层面上。族群关系出现的新环境和新问题成为利益整合的一种社会生态。研究这些新问题和新变化，对于推进利益整合进度，保持社会的稳定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一、转型时期族群冲突显现对社会安全的挑战�
　　
　　习惯上，我们把1978年改革开放的实行到目前的阶段称为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就社会转型而言，不同领域的学者做出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历史转折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当社会生产力提出质向发展的新要求时，历史的实践主体，按照确认的发展逻辑，对原型社会的结构、体制进行全面、系统地自觉转变,以求实现社会演化的创新。”［1］�陆学艺、景天魁则把社会转型定义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尽管哲学和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我们却必须直面一个事实:哲学、社会学都强调了社会转型包含着社会结构系统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结构系统的变更会反映在诸多方面，并通过转型过程中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来实现其转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所附有的阵痛在族群关系上不可避免地出现。正确认识当前的族群关系，对于整合社会内各种力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族群冲突通常宽泛地用来描述广泛的国内冲突,而这种冲突事实上并不一定具有民族性。如米切尔.布郎(Michael Brown)所说，“族群冲突是两个或更多族群之间涉及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领土的争端。”［2］�概括起来，转型时期我国的族群冲突对社会安全提出的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政治层面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受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达赖集团为主的境外民族**主义势力与西藏境内的民族**主义分子打着“族群”、“宗教”的旗号，加紧了对西藏的**活动，在境内不断制造骚乱和暴力事件。如1987年9月―198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1999年9月拉萨发生的两次骚乱，藏族以外的其他族群尤其是汉族，都成为冲击目标，加剧了族群之间的隔阂。�
　　除西藏地区以外，新疆地区族群冲突亦呈凸显趋势。新疆族群众多，其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与周边的一些族群相似，由此，新疆政治受到了周边地缘政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泛滥。民族**主义分子在中亚策划成立“维吾尔解放组织”，试图建立“维吾尔斯坦国”，散布“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是不可分的整体”的言论，导致南疆出现暴乱活动，直接破坏族群关系和社会稳定。�
　　2、经济层面的族群冲突。由经济原因导致族群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因资源开发所激化的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草原、森林、矿产等的主要分布区，其中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3%，耕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8.5%，草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5.07%，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总面积的55.9%，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65.93%。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利益意识得到强化，不同群体都竭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反映在少数民族的利益冲突层面，少数民族对于本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日益重视，结果资源争夺纠纷不胜枚举，对社会安全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
　　3、文化层面的族群冲突。文化层面的族群冲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触发的族群冲突，另外一种是宗教、生活习俗层面的族群冲突。近年来，因新闻出版、文艺作品、音像制品中出现违反族群和宗教政策内容而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件时而发生。如1998年11月4日《保定日报》“田园风”专版编辑在发表《六里铺人生意忙，磨刀霍霍向牛羊》一文时，随意将标题改为《六里铺人生意忙，磨刀霍霍向猪羊》。一般的人可能认为此种行为无足轻重，但只要对回族民风稍有了解的人都应预测到该事件对于回族人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事件发生后，当地回族群众反应强烈，保定市10多个县以及北京的穆斯林群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了声援。�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一个行为失范的环境中进行现代化建设，可能某些方面会取得进步，但总体性的进步却很困难。我国民族众多，这是我们的国情。运用法律、经济、政策等手段将利益冲突和矛盾限控于体制内，成为利益整合的核心。为此，族群间关系的稳定以及对族群间由各种因素引发的冲突的有效控制对于利益整合变得尤其重要。�
　　
　　二、转型期少数民族人口的频繁流动引起社会秩序紊乱�
　　
　　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秩序于人类社会，其重要性等同与民主、自由、公正和效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秩序具有更基本的价值。亨廷顿如此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重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国家所企图达到的目标。因为，任何社会的有序运行，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
　　市场经济为人们的流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较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流动更加频繁和活跃。受利益的鼓动，贫困的人群不再安于现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已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许多农民涌向大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包含了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我国的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发展程度更是低下。为了改变所处的艰苦环境，在“民工潮”的影响与带动之下，少数民族亦形成了向城市迁徙的趋势。在这些向外迁移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的基础教育，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此外，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基础干部流失严重。例如，据了解朝鲜族村在7名村干部中，出国劳务或进城经商打工的有4名，有的村在26名中共党员中出去的有12人。有的地方村干部流失后出现空缺，而另一方面村中稍有能力的青年人几乎不在村，造成后继乏人。黑龙江省牡丹江朝鲜族农村干部中，年龄超过50岁的人口占20%以上，且文化素质较低。更有甚者，由于找不出合适的干部人选，出现由乡镇下派机关干部兼任或到外村借用干部的情景。此种情况对社会秩序的安定提出了挑战，加大了我国政府整合利益的难度，成为利益整合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低经济发展水平引发民族失衡心理�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首要环节。建国初期，我国70%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倾斜政策，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成为转型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更为难堪的是，东西部继续扩大的经济差距引发了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心理失衡和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对转型期利益冲突的控制构成了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族群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族群关系和谐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其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族群关系和谐除了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当。很难想象，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过大的若干民族可以毫无冲突地默默相处。�
　　从我国的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如下：从经济总量看，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中部地区从29.75%下降到24.58%，西部地区从20.04%下降到16.56%。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4%，2002年高出53%；同期，中部地区从平均数的88%下降到75%，西部地区从平均数的70%下降到59%；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由1.92:1扩大到2.59:1，东部与中部的差距由�1.53�：1扩大到2.03:1，中部与西部的差距由1.25:1扩大到2.7: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东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亦可以窥出少数民族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少数民族集中于西部落后地区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这一特性，使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变成了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尽管当前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帮助下，其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正如前面的数据所显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论是在发展速度，还是在发展程度上都有较大差距，且有扩大化的趋势。这种状况容易造成民族心理失衡，引发民族纠纷和民族不稳定等问题，不利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对利益整合更是不可忽视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张雄著：《历史转折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199页�
　　［2］ Michael E•Brown,“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Ethnic conflict”,in Momtserr 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eds.The Ethnicity Reade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Cambridge:plity press,1997,pp.81-82�
　　［3］ ［美］亨廷顿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