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动脉_动脉在哪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革命武装被迫疏散打游击，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在敌人严密的军事“围剿”和经济、交通等多方面封锁下，各红色根据地被分隔成了“封闭系统”，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先进交通工具基本为国民党政权垄断，各根据地向外的公路、铁路和航空交通也基本被阻断，造成物流凝滞，政令不畅，红军和革命群众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红色苏区充分利用河流纵横、水网密布的地理特征和沿岸较好的群众基础，建立了水运交通体系，有力支持了革命斗争。
　　
　　观风使舵行秘道　顺水推舟走捷径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成功进行了“三湾改编”，毛主席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不久，朱德、彭德怀相继率部投奔，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大量军民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井冈山根据地，而国民党中央军和江西、湖南两省联军又轮番“会剿”，红军消耗激增、补给匮乏，一时形势严峻。
　　苏区境内群山绵亘，为工农武装提供了天然的安全屏障，还孕育了丰富的物产和水资源，占据着各大水系的源头，因此水运成为苏区沟通外界的补给生命线。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先后以井冈山为中心，开辟了“井冈山-永新-莲花-萍乡赣西采运站”和“井冈山-永新-吉安-南昌-上海党中央”两条秘密交通线，水陆兼程采运紧缺物资，传递重要情报，安置伤病员，遣散俘虏，初步缓解根据地困难。
　　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考虑到长期驻留山区，经济无出路，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和粤东一带，经浴血奋战，控制了贡江、汀江和东江水系的大面积流域，交通运输能力大有提高，后勤保障条件也大为改善，连续粉粹了国民党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各根据地的联系，在上海成立中央交通局，建立了“长江”、“北方”和“南方”三条干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又设立了苏区中央交通运输管理局，分支机构遍及苏区。
　　闽浙赣苏区率先在赤白边境设立了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处，以省府驻地葛源为中心，沿信江、鄱阳湖水岸线，开辟了“葛源-德兴-开化”、“葛源-婺源-屯溪”和“葛源-玉山-常山”三条外贸线，另辟有“德兴、玉山-浙江开化、华埠”的食盐专运线。
　　随后，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在水陆要冲设立6个直属外贸分局、10个采办处和24个关税处，开辟了“于都-赣县江口-赣江”、“江西-福建长汀-第十九路军-潮汕、漳厦”两条钨砂出口线，“会昌-寻乌-安远”、“瑞金-会昌”、“石城-胜利-博生-兴国-万泰-赣县-赣江”三条农副特产出口线，“韩江-峰市-汀江-上杭-新泉、汀州”商品进口线。
　　到1933年年底，苏区全境以水运为主导的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通商、通航和通邮活动普遍开展，促进了物资交易、人员往来和邮件传递。
　　
　　排险除障开天堑　清淤疏浚辟通途
　　
　　苏区境内虽然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但大多为峡谷地势或河流上游，水浅道窄，流急滩险，不适合大批量、远距离水运。为确保航行安全，提高水运能力，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交通运输管理规章和训令，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动员苏区军民排险除障、清淤疏浚，大力整治水上通道和码头渡口。
　　江西苏区的赣县江口至瑞金沿江两岸，原先杂树丛生，严重妨碍水运拉纤、撑竿操作。绵江武阳螺石河段中心立有巨石，事故不断。从兴国运载物资到瑞金只能走陆路，170公里路程竟需要半个月。1932年5月，江西苏区开始规划以省府于都为中心的交通运输干线，贡江、梅江和绵江沿线经过全面整治后，水道变直变宽，水流舒缓，两岸障碍物也被清除一空。兴国至瑞金改走水路，航程缩短了一半，从于都河到周边各县和赣州、南昌等地，常年可通行20吨以下的木船。
　　闽西苏区的“黄金水路”汀江原先因水土流失，加上连年战乱，航道淤塞严重，经过整治后，上杭回龙码头向上游可通轻舟，向下游可通较大的轮船。川陕苏区自1933年8月起，组织6万采石工人和军民，分段疏通了巴中至江口、江口至苦草坝的长约150公里的河床，次年又开辟了通江至陕南的水道，30吨以下船可通行无阻。红四方面军打破四川军阀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后，战利品从达县水运到巴中，比陆运快了三四十倍。
　　苏维埃政府在改善交通外部环境的同时，调集能工巧匠，大造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争取缴获敌船或没收奸商船只。1932年，闽西苏区率先在长汀和水口创办了两个造船厂，木船从原来的550艘猛增到4700艘，不仅自给有余，还“出口”150多艘。1933年9月，江西苏区又在瑞金、于都、兴国和赣县江口等地创办造船厂，新造木船300余艘，改造旧船100余艘，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苏维埃主力船队。川陕苏区也在巴中、南江和苍溪创办了多个造船厂，其中苍溪王渡场造船厂1935年1月底开工，两个月造出100余艘木船和大量木排、竹筏，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提供了充足的浮载工具。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首次缴获国民党轮船，经修理油漆后，取名“列宁”号，苏区水运初窥现代化门径。
　　
　　云谲波诡见真性　惊涛骇浪显本色
　　
　　水运工作专业性强、风险大，战争年代形势更为险恶。苏区高度重视水运干部队伍建设，从部队、军校和地方精选了一批熟悉水性、军政素质过硬的骨干分子，担任秘密采办员、交通员和交通运输管理干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码头搬运工人和船工，成立了苦力运输工会，苏区各水域普遍建立了码头工会、木船工会和船工工会，其中闽西苏区汀江流域、川陕苏区嘉陵江和巴河流域各拥有约2万专职船工，上万农闲拉船纤夫。
　　这个特殊群体身处大自然的风口浪尖之上，位居对敌斗争前沿，跟商贾讨价还价，与兵匪斗狠争强，为苏区经济和红色政权保驾护航。
　　1931年夏秋之交，湘鄂西苏区的洪湖遭遇特大洪灾，国民党政权却决堤放水，加剧了灾情。次年2月，国际联盟救灾组织与湘鄂西苏区达成默契，沔阳县船工配合红九师突击队，在内荆河新滩口“武装截获”一艘拖轮和三艘驳船救灾物资，解了燃眉之急。闽浙赣苏区早在创建之初，即与白区铅山县河口镇商会会长朱光明合作，设在信江北岸的苏区船舶检查处以检查为名，“截留”朱光明采运的大量物资。中央苏区则“武装抢货”与“以货易货”并举，半公开地跟白区商人、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开展大宗货物交易。
　　苏维埃政府利用四通八达的水路，实行通商惠工政策，苏区境内商业逐渐繁荣。在“红色经济特区”赣县江口码头，每逢圩期都有上百艘白区商船蜂拥而来，月营业额逾百万元。“红色小上海”长汀城区商店林立，货船不绝，单单大米日交易量就在六七万斤以上。国民党当局炮制的“禁运令”成了一纸空文。
　　但红色水运工作者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无休无止的国军“围剿”、团匪骚扰和水害船祸侵袭下，闽浙赣苏区的专职采办员牺牲数百人；1932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南路清剿”，一次就有26名上杭船工遇难；1933年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沟通苏区白区的秘密交通干线损失严重，仅存“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瑞金”线，被誉为“摧不垮的地下航线”，从开通到中央苏区沦陷，5年间护送了200余名中共要人，运载紧缺物资千余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苏区并没有很多天然的优良河港航道，苏维埃政权也没有大批现代化船舶，但苏区水运却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革命军民群策群力、忘我奋斗的结果，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