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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近代以来中国人求学国外、求强图存的留学生涯，足迹堪称遍布各个强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均留下了中国人的身影。从最早的留洋学童，到后来的知识分子自行前往，其间几代人。然而，和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外军校，却非中国近邻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莫属。盖因清末学童到别国学习如船政、制造等业可以，但学习军事，进入别国高等军校却是难上加难。而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也是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在该学校的留学史，俨然就是一步中国历史的微缩版：近代对中国侵略最深者，莫如日本；对中国影响最大者，仍莫如日本。而中国的军政各界中出身日本留学者，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又多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过留学经历。这座因明治维新而崛起的军校，伴随着中国的衰落而世界闻名，又因为二战的失败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明治维新的产物
　　
　　日本明治维新倏忽三年便小成，虽然有外界助力的作用(倒幕派为英国人支持，幕府却有法国人支持)，但最主要原因却在于日本本身的政治特殊结构以及强大的倒幕力量。而明治维新的“维新”之举，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1868年，在天皇颁布实行新政的同时，一座军校也在当时天皇所在城市、也是日本千年首都的京都创办。这所军校便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京都兵学校。不过，作为一所有皇室背景的学校，该校开始多是贵族子弟，谈不上正规化建设。次年又迁到了大阪，改名为大阪兵学寮(寮在日语中有宿舍的意思，中国古代则指小屋，又通“僚”，即官僚。即使是现在，日本对于学生宿舍的称呼都是学寮)。在大阪两年后，又于1871年迁到了东京的市谷台町(这里至今仍是日本军队的中枢所在)，称作东京兵学寮。在1873年，海军兵学寮，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成立后，大概是为了不独霸，也为了和海军区别，严谨的日本人把东京兵学寮改成了陆军兵学寮。但直到此时，该校仍未谈得上正规化建设。直到第二年，明治政府制订了《陆军士官学校条例》，决定以陆军兵学寮为基础组建陆军士官学校，这才标志着陆军士官学校的正式建立。
　　《条例》规定该校第二年开学，首批学生在2月入学。由于当时法国陆军最为强悍，所以该学校作为一所陆军学校，秉着日本人一贯学习强者的传统，自然学习法国陆军，教官也从法国聘请。其实聘请法国教师的动议很早，早在该校在京都时期就已经有法国教师。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法国再次派出了16人的教师团来到日本。陆军学习当时强悍的法军，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自然要学习海上第一强国英国了。其实，这都是具有留洋背景的号称“日本陆军军神”的山县有用的主张。
　　陆军士官学校的首任校长曾我佑准也是大有来头的。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倒幕运动取得了胜利，但军队仍然一片混乱，最主要的是军制尚未建立。当时，明治政府仍沿用创立于大化革新(公元645年，相当于我国的唐朝)时期的太政官制度(这也是为何日本能保留许多中国久已失传文化的原因)。太政官集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管辖八省百官的机关于一身，相当于隋唐时期的尚书省。这个官制自日本的平安时代，也就是进入幕府时代期已经是有名无实了。但明治天皇上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却暂时借鉴了这一制度，算是这一制度的短暂中兴吧(1885年日本确立内阁制，该官制取消)。在这一制度下，日本于1870年建立了日本海陆军(1872年后改成了陆海军)的编制。当时，曾我佑准便是兵部省的小丞(相当于中国古代兵部下辖的兵部主事或者判官一类官职)，虽然官职不大，但却负责进行陆军兵制的改革。曾我佑准负责参照日本旧军制来制定临时草案，而其他官员负责参照荷兰语材料的西方官制，最终确定了日本陆军的体制以及军旗、徽章等。而在西南战争(也就是以“明治三杰”之一西乡隆盛为首的旧武士阶层发动的反对军制改革、废掉武士阶层的战争，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有一定的反映)中，其也是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四旅团司令官。而在日本首次实行参谋本部制度后，他还曾担任陆军部第一任(代)参谋次长。更有意思的是，曾我佑准居然是日军内少有的反对对外扩张的将军。曾我和三浦梧楼等主张在军队以及军事教育中实行法国模式，但却在和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等主张普鲁士式二元主义军事理论(即皇帝直接指挥军队的模式)主流派的论战中失败。普法战争于1871年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堪称对曾我等人最沉重的打击。
　　山县友朋不但是日本陆军的军魂，而且其从国外考察回来后的职务也是军部大辅，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兵部侍郎，职务也在曾我佑准等非主流力量之上。所以，在曾我佑准担任4年士官学校校长之后10年，居然以中将之职被打发到了预备役，这其实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上台的肇始。因为正是在山县友朋的主张下，日本陆军于1887年建立了陆军参谋本部(日本海军原本打算建立自己的海军参谋本部，但在陆军的反对下取消了)，而不是曾我时期的陆海军的参谋本部。该机构与太政官时期的参谋本部(也有说是参谋局的)的区别是，只有作为辅佐天皇处理军务的最高机关首脑――陆军卿，才可以担任部长，是独立于政府(太政官／内阁)之外的。而山县友朋自己就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政府、议会无权干预，从而确立了军令权的独立地位，这是绝对的军国主义。而后世所宣传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注重向学员灌输“效忠”天皇的封建忠君思想，以及为“大日本帝国”不惜肝脑涂地的军国主义思想，就是在山县一派的大山严担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后逐步实行的。
　　
　　士官体制的源头
　　
　　许多人经常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名称所困惑。盖因为士官在许多人的眼中并不是官，而是实实在在的士兵，比如我国目前的士官，其实就是志愿兵，或者叫军士。其对象是从义务兵中选取，或者直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按等级其分为下士、中士、上士、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和一级军士长。按照服役等级，士官最高可服役30年(30年后作退休安排，而不是转业或者退役)。按照工作性质，又可分作专业技术士官和非专业技术士官，专业士官主要从事维修、专业武器，如导弹、高炮、雷达等的维修维护。虽然不是军官，但士官享受军官待遇，如一级军士长事实上享受的是副团级待遇。
　　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却不是军士，而是军官。日本士官的标准称呼是军曹，相信经常看抗战小说的人定会知晓。所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如果不是从字面翻译，而是要翻译成标准的中文，应该是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日本的军事教育体系非常简单，尽管有陆军士官学校、 陆军大学、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宪兵学校、航空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也不是培养经理的，而是培养后勤军需军官的)等十几所，但培养陆军军官的唯一中级军校只有陆军士官学校一所。也就是说凡是要在日军中担任军事主官，必须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其他的陆军军校则是其补充或者延长，如陆军幼年军校，类似于苏／俄的少年军校，陆军大学则是高级军官深造的地方。
　　在翻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档案时，常会发现“旧X期”等(从1875年第一批学员入学算起)字样。这是由于该校在1887年开始采用普鲁士的军官教育方式，而之前采用的是法国军官培养制度。该校学员被称为“士官生”，当时学校共分为4个专业，分别是步兵、骑兵、炮兵以及工兵，招收学员为初中毕业生。按照学科的不同，分为2年期(步兵、骑兵)和3年期(炮兵、工兵)。但在实行的第二年，炮兵、工兵两个专业又改成4年，到1881年时居然改成了5年。因此在校内，这些学员依照年限便晋升成了少尉军衔。到1887年改制前，“旧X期”共招收11期，培养军官1285名。在改成普鲁士军事教育制度后，土官生制度也改成了“士官候补生”制度，即高中毕业生考入士官学校后，先作为一等兵到基层部队当兵半年，半年后晋升为上等兵。具有军事教育背景的陆军幼年军校学员则在此时直接作为上等兵到部队服役，三个月后升为伍长，再三个月后晋升军曹，然后正式进入军校学习。按照专业的不同，一般在学习一年半后毕业，毕业后军衔为曹长(类似准尉)，再回到部队半年后正式任命为少尉军官。
　　采用德国培养体制时，该校于1896年增加了后勤专业。1898年，日本陆军设立教育总监部学校，该校由陆军卿改为教育总监领导。到1917年时，招生对象再次扩大，还从部队招收经考试合格的军士入学。1920年时，又分设预科和本科(预科就是原来的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军校，该校其实一直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附属学校而存在，在大阪时便已经设立，叫做“幼年学舍)。其中，预科2年，本科20个月，中间须在部队服役半年。在陆军中央幼年军校之外，日本还在仙台、名古屋、广岛和大阪等地设立了6所陆军地方幼年军校，招收初中生，在地方学习3年后再到中央幼年军校学习，然后免试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根据形势的发展，1924年陆军士官学校设立航空专业(1925年日本陆军设立陆军航空部)。1937年，又专门设立陆军士官学校航空分校。同年，由于战争扩大的需要，该校的预科和本科又分别设立分校。到1941年时，由于战争的实际需要，该校取消专业设置，进行各兵种专业课程兼顾的综合训练。但是，这些显然没有跟上战争的节奏，日本最终战败。到1945年9月该校停办时，共招收了61期，培养军官36900名。
　　在具体课程设置方面，学员要顺利毕业，必须完成自己相应专业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学、战史、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筑城学、交通学、测绘学、马学、卫生学、教育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和外语。由于士官学校的真正学习时间往往不到2年，学到的专业知识并不多，而且所设专业也极其有限，根本不可能培养诸多兵种的专业知识精深的军官。因此，对于诸如装甲兵、航空兵、防化兵、潜艇兵和通信兵等技术型兵种，日本采取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对作战军官进行再教育。依照兵种，日本陆军又创立了许多所谓的“实施学校”，如骑兵学校、步兵学校、装甲学校、野炮兵学校、重炮兵学校、高射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辎重兵学校、炮术学校和自动车学校等。而航空兵，更是作为陆军士官学校的分校而设立。
　　
　　历次战争的策源地
　　
　　在精神塑造方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特别强调忠君思想。由于只效忠于日本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所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参谋本部率领下，一再颠覆政府、暗杀反战人士，甚至冲破政府限制任意发动战争，最终使得日本在二战中遭遇惨败，连军队至今都是非正常的自卫队体制。
　　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词，就是上文所说的日军参谋本部。而这个所谓的参谋本部，其实就是类似德国的总参谋部。因为其本身学习的就是德国陆军体制，长官自然就类似于总参谋长。而参谋本部又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几乎所有参谋本部的军官都是陆军士官学员的毕业生。而熟悉日军历史的人也会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二战中的日本空军一直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要不然就有可能变成三家之间的矛盾)。参谋本部最初以山县有朋为代表，其制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政策，并最终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许多人一提起此战就想起甲午海战，明显是以偏概全。虽然近代以来日本海军发动了许多著名的战争，但对比特别热衷对外战争的日本陆军而言，简直是“热爱和平”了。事实上，甲午战争就是日本陆军设立的参谋本部一手策划的。
　　早在1880年，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进呈中国军力报告，极言日本要发展海军。为此，参谋本部专门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而该计划的前提便是准确的情报。许多人都知道日本的战前情报非常精确，这些情报就是参谋本部下属专门负责中、朝的管西局(中、朝、俄等国都在日本的西部，其实就是对外特务机关)派遣大量间谍获取的。在日俄战争中，虽然战场在远东，但为了打赢战争，参谋本部的活动已经做到了欧洲，其中便包括支持俄国的革命势力。1904年，日军参谋本部透过一个叫明石元二郎的特工，向当时还在日内瓦的列宁提供100万日元，间接促成了“十月革命”序幕的1905年革命。俄国内部的混乱自然有利于日俄战争中的日方，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更是亲自上阵指挥战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由士官学校学员组成的参谋本部似乎对于动乱“贡献”不大。但当一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培养的狂人们一个个登上舞台，并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指挥行动的居然是陆士毕业的几名佐官――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日本关东军一万多人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也是陆士毕业学员搞出来的，这个学员就是牟田口廉也。当时他是“支那住屯军”第一联队的联队长，官衔才是大佐，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庶务科长。现在，日本方面的专家经常研究“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这个荒诞题目。如果没有这些日本少壮军人制造事端，“九・一八事变”根本不可能发生，还谈何“卢沟桥事变”。而同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其实早已经由参谋本部制定好了。
　　除了屡屡挑起与中国的争端，陆士毕业的学员还挑战其他邻国，如1939年日、苏爆发的诺门坎战役。这次的设计 者是�政信少佐，当时他是关东军作战参谋。可以说陆士培养的学员成了一系列日本对外战争的“肇事者”，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闹事时官阶都很低，基本都是大佐、中佐或少佐之类校级军官，而且基本都是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完成的，或者说都是干了再说，造成既定事实。正是在这种赌徒心理的带领下，日本一步步走向灭亡。
　　
　　陆士培养的知名将领
　　
　　前文说过，由于特殊的体制，要在日军中成为高级将领，必然要陆士出身。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将领以及中低级军官几乎都是陆士毕业生。陆士，真的堪称“潘多拉魔盒”，在日本历次对外战争中释放出太多的“恶魔”――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荒木贞夫、烟俊六、小矶国昭、杉山元、武藤信义、寺内寿一、谷寿夫、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山下奉文、石原莞尔、牟田口廉也……这一长串的名字，几乎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不过，抗战中日军虽然掠地无数，但真正能打的将官其实也并不多。这里要特别介绍其中几个，因为他们实在和侵略中国的关系太过于“亲密”，实际作用也最“惊人”。
　　这几个人都来自对日本政局影响最大的“巴登巴登盟约”――一战后，日本政府派遣永田铁山少佐、小烟敏四郎少佐、冈村宁次少佐和东条英机少佐前往欧洲考察一战。这几个人考察完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战争已经是整体战，为此，日本只有实行军国主义才能打败敌人。这个结盟就是后来主宰了二战日本军界的“统制派”(在打败妄图通过“清君侧”进而建立法西斯统治的“皇道派”后，他们实际上和“皇道派”的政策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后来陆续加入这一派的还有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山下奉文、铃木贞一、武藤章和石原莞尔等。
　　逃过刑罚的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　冈村毕业于士官学校第16期(1904年毕业)，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战场官衔最高的将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虽然加入了“统制派”，但要有作为却不能光凭一个名号，况且这个名号是需要他们这些军官去奋斗的。从欧洲归来不久，冈村宁次经过工作变动，最终于1924年来到中国，担任上海领事--馆的武官。而这终于成了冈村宁次发迹的起点。到上海后，冈村的主要精力就是情报搜集，其最杰出的案例便是派遣大量特务进入当时江浙军方，而最终又利用和孙传芳的校友关系，在担任其幕僚时偷走了一批军用地图。“九・一八事变”后，他又派遣特务策划了“一・二八事件”，为日军出兵上海制造借口。而在担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期间，更是验证了后来他在华北大行其道的“铁篦子”政策，抗日义勇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于1938年担任日军第11军司令期间，他集中强大的火力，用杂牌部队7天时间拿下南昌城，验证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同时，他又制订了主要打击中央军，策反、收买国民党杂牌军、扩大作战地域的策略，但由于和大本营意见不一致而被调离。
　　在担任华北军司令期间，他实行大规模扫荡政策，使得八路军根据地在短期内急剧缩小，大量国民党部队投降成为伪军。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许多兵力被抽调，根据地才没有被彻底消灭。对此，彭德怀曾说冈村宁次是华北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尽管冈村宁次个人表现上佳，但大局无法改变，在其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一年后，日军由于战力耗尽，不得不投降。但执意反共的冈村宁次居然提出留下50万军队帮助国民党守住华北的主张，虽然荒唐，却被蒋介石看重。以至于在后来的审判中，尽管八路军方面将他列为第一战犯，却最终逃脱惩罚，居然帮助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培训军队，再次创造奇迹。
　　分裂中国的“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和冈村宁次是同期学员，在中国虽然声名不佳，但在西方，他却有“远东劳伦斯”之称。如果有的读者对20世纪最杰出的谍报人员劳伦斯本人不了解，可以看看一部史诗性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
　　土肥原贤二之所以成为“远东劳伦斯”，完全是因为其在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了许多贡献――土肥原贤二于1912年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后，首先精通了东北话以及北京话等几种方言，其次是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到处结交军政界人士，一干就是15年。1928年，土肥原贤二应聘成为张作霖的顾问，终于有了挥洒的舞台。首先，他极力扶持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极力支持奉军，最终将张作霖推上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北洋政府的宝座。他的目的自然是在日军需要时，奉军最起码也要促使东北成为独立王国。谁知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但在国家大义方面却不亏欠。最终，恼羞成怒的土肥原贤二居然下令炸死了张作霖，但这一招并不灵验，反而促使奉军改旗易帜，民国从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第一招铩羽。然而，他很快就有了第二次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扶持溥仪，成立满洲国。很快，延续时间达14年的伪满洲国成立，土肥原贤二达成了肢解中国的第一步。在日军进逼热河后，土肥原贤二又策划了华北自治，最终又促使华北几乎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后，土肥原贤二终于作为一个军人直接走向前台。利用自己多年的情报积累加上强大的兵力，他率第14师团沿平汉线一路推进，要不是蒋介石炸了花园口，也许其兵锋将直达陕西。在黄河决堤后，土肥原贤二又回到参谋本部，成立专门负责对华招降事务的“土肥原机关”。这一次，他又组织成立了内蒙古的德王伪政府、华北的王克敏伪政府以及华中的梁鸿志伪政府。土肥原贤二原本打算以这3个伪政府为基础，组建以吴佩孚为基础的伪中央政府。无奈，由于吴佩孚的拒绝而失败。
　　此后，土肥原贤二虽然还有其他任职，但无疑其主要贡献就是促成中国的分裂。西方的劳伦斯是为了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为此不惜得罪英国政府；而东方的“劳伦斯”则是赤裸裸的法西斯利益，两者的境界其实相去甚远。
　　“剃刀将军”――东条英机虽然也是“巴登巴登盟约”的一份子，但当初他的职务只是给其他人把门而已。尽管东条后来极其显赫，却大器晚成，从欧洲归来后十几年间他一直都是闲差。在1935年被任命担任关东军宪兵司令时，他接手的也只是个烂摊子，和后来在许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关东军宪兵强大的行动能力、灵敏的情报能力有着千差万别。但这恰好就是东条英机的机会，或者说这种关东军的强悍就是东条一手造成的――东条接手宪兵时，其手下人马只有200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扩大到1000人，同时迅速整合原本分散的警察力量，将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也置于自己的麾下。在获得了尽可能多的权力后，接下来，“剃刀将军”终于要威名大震了：1936年10月，东条英机策划已久的“剿匪”行动终于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最终，东北抗日 力量遭到致命打击，“剃刀”之名中外皆知，而他也终于爬上了生命中最主要的舞台――关东军参谋长。
　　抗战史中提及关东军，无不是说其侵略成性、四处活动、野心勃勃。其实，这些作为几乎都可以扣在其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头上。刚刚当上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到处活动，而再次让其扬名的，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在没有军部批准的情况下，迅速打下察哈尔，组织起汉奸组织。不久，东条英机升任陆军次官(相当于陆军副司令)。作为一个战争狂人，东条此时叫嚣的口号是不但要与中、苏开战，而且还要与美、英开战。即使是在当时战争思潮汹涌的日本，这也是极其疯狂的。不久，他就撺掇了一场很有名的战争――诺门坎战役，只不过在这场战役中关东军被揍得很惨，终于改变了“北进”的想法，转而南下侵略东南亚国家。但日本首先要搬掉一块大石头――美国，此时已经是陆军相的东条英机再次鼓动，但当时的近卫文�政府没有这个决心，于是整体辞职。升任大将的东条在天皇的授意下组阁，以现役军官的身份兼陆相、内相，并相继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和军需相。于是，二战中最具侵略性的日本内阁于太平洋战争前夕登台。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但好景不长，第二年战争局势就急转直下，先是中途岛大败，随后“海军军魂”山本五十六被击毙。几乎突然之间，日本的战争机器不灵了，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完全丧失。但东条显然不会放弃，而是提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虽然交通线最终打通，但作用已经不大，因为日本海军已经被彻底击溃。而交通线尚未打通时，东条已经被迫下台了。关于东条的军事能力，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曾有过样的评价：其最多只能保管10条机枪，超过这个，他就不行了。石原莞尔更是一直称其为“东条上等兵”。和这有得一比的，大概就是国学大师曹聚仁评价蒋介石的一句话了：他最多能指挥一个排。历史给了东条机会，但历史却也注定让他失败。
　　日本法西斯的头号战略家――石原莞尔相对于以上几个人，石原莞尔的名头不是很大，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军功，但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人物。首先，他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其次，他是日本少有的精于战略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之前，石原莞尔于1929年担任了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不久就撰写了3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为“事变”的发生做了最好的理论指导，同时也解决了日本当时存在的深刻问题――经济危机。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显然不是有理论就可以的，用时下的一句话说就是“理论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时东北军有50万人，而关东军在东北只有1万余人。怎么办?首先就是支持奉军出关，调往关内有20多万人，在东北就只剩下30万了。其次，一旦发动战争就从朝鲜调兵。第三，稳住军部内反对的人，因为军部反对扩大事态。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发动突然袭击。于是，“九・一八事变”就在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等一班参谋的策划下爆发了。和当年的“二・二六兵变”一样，一夜之间，关东军打掉了沈阳城中奉军的指挥部，同时迅速出兵营口(关内东北军回援沈阳的必经关口)和丹东(驻朝日军过境到中国的必要关口)。后来，东北军撤出东北。一帮参谋们又和随后而来的土肥原贤二(此时被关东军司令任命为奉天市长)等人捣鼓出了一个“伪满洲国”的计划。石原莞尔一夜之间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升任大佐，1933年曾担任两年的联队长职务，随后成为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继而成为作战部部长。但他最大的贡献，则是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日本要成为东亚的指导者，经营好满洲，力争使得苏联不向远东进攻，发展实力、扩军备战，尽可能地与英、美保持关系。在对华方面，巩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利益，不扩大侵华战争，力争挑起国共的内战。做好这些工作后，南下夺取东南亚的石油、橡胶等资源，然后和美国开战。另外，石原的计划中除了和美、苏亲善的缓兵之计，也没有和德、意结盟的考虑。应该说这个计划是很具可行性的，只是在疯狂的军国主义之下，日本的战争狂人叫嚣着“三个月内灭掉中国”，石原莞尔的计划才没有得到实行，不然战争结局真的不敢想象。
　　石原莞尔的官运后来并不亨通。1937年，他担任关东军的参谋次长，和顶头上司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关系不和，一直受到压制，先是被挤出了关东军，没几年又成了预备役(以中将军衔退役)。也因为这一点，战后他比较容易地逃脱了审判。
　　
　　与中国的百年纠结
　　
　　如果说近代哪一所外国军校的学员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最大，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莫属。日本陆军几乎所有的中、高级军官要么在中国一战成名，比如冈村宁次之流，要么将中国当成了磨刀石，在别国建立“丰功伟绩”，比如马来之虎山下奉文。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一所军校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样，为中国培养了如此之多的人才。这些人才要么为推翻满清政府贡献良多，要么成为国民党的军队支柱。而在抗战中，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中国留学生尽管不乏汉奸，但更多的则是与日寇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1900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后第5年开始招收清政府选送的学员。一开始多是北洋速成学堂等军校的学生，后来则是保定军校的优秀学员。现在看许多资料，一提起在日本学习军事的一些历史人物，总要说弃笔从戎，到日本学习军事去了。实际上，没有中、日两国政府的合作，一般人去日本学习军事哪有那么容易。清政府目的，自然是在被日军打败后，学习日本先进的军事(戊戌变法中也有此项内容，其实同样是受到这种刺激)。日本为此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了作为预备学校的振武学校。中国留学生在该校先学习一年，然后以士官候补生，即候补军官的身份在日本陆军中实习一年，实习期满才能去士官学校就读。据统计，截止1911年“辛亥革命”，学成的中国留学生多达600余人，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让人瞩目，最著名的当属士官学校三杰：蔡锷、蒋百里和张孝淮。蒋百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家，他虽在士官学校学习，最终却极其鄙视日本。他认为当时日本两样东西最无可救药，一是教育，二是陆军，以现在观点来看，的确如此。
　　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大部分担任各级军官。但更大的影响，则来自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革命发生后，各地的士官学校毕业生纷纷举起大旗，如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贵州都督扬荩诚、广东都督蒋尊簋、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翔、四川都督尹昌衡及福建国民军司令许崇智、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增、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原 本指望为满清强兵的士官学校留学生，最终成了满清政府的掘墓人。在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中，陆军士官生们再次担纲成为主力。“护国军”的三个军中，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参谋长罗佩金，第二军司令李烈钧、参谋长何国钧，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参谋长庾恩扬居然清是一色的士官毕业生。
　　而在民国时期，留学士官学校的热潮丝毫不减。虽然当时留学其他国家的军校生也有，却很难和人数庞大的士官留学生相比。而士官留学生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中，也俨然成为一股势力，成为有名的日本士官系。截止1937年，留学士官学校的中国学员多达1600余人，扣除“辛亥革命”前留学的，也多达1000余人，数目堪称极为庞大，要说史无前例空恐怕也不为过。因此，士官系才能够和德国系、美国系以及国内的北洋武备系(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和北洋速成系(保定的前身，后来发展成了保定系)以及黄埔系等并立。但由于日本士官系的学生许多往往在保定等军校就读，形成一层同学关系，再加上日本军政界的支持，所以势力远比其他留洋系强大。由此带来的恶果就是，当时中国军政界要人中的亲日派特别多，而尤其是进入抗战阶段后，许多人更是直接做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当然，士官系也并非都是如此，从蒋百里发表持久战的观点，到士官系元老王廷珍(第一期)为拒绝出任伪职而自缢，再到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绍良等与日军对抗之战将，也堪称抗战何以能坚持八年的最好注解之一。
　　另外，士官系在中国还有非常特殊的一支，那便是“伪满洲国”的士官系。这些人以藏式毅、张焕相为代表，几乎充斥了“伪满洲国”的军政各界。
　　除了留学生众多，陆士对中国的影响还包括：无论是资格最早的保定军校，还是云南讲武堂等地方军校，几乎都是对土官学校的模仿。很简单，因为这些军校的许多负责人就是陆士毕业的。另外，除了中国，当时去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还有朝鲜、泰国等国家，而其中朝鲜与士官学校的关系也极为特殊。甲午战争后，朝鲜事实成了日本的殖民地，1910年更是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1897年朝鲜王国改名为大韩帝国)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所以，毕业于陆士的韩国人更多。战后，韩国军队的许多高官都毕业于陆士，如其首任李英俊和第二任参谋长蔡秉德，甚至韩国前任总统、为韩国经济腾飞做出重要贡献的朴正熙，也毕业于陆士。
　　
　　结语
　　
　　近代百余年间，中、日冲突不断，而甲午战争就是中华民族悲剧的源头之一。陆军士官学校在此中也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是旅顺大屠杀还是南京大屠杀，总能看到陆士毕业生的身影。而正是陆士的毕业生，将日本这个亚洲最早的现代化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沉重的灾难。尽管培养了众多的汉奸，但也正是陆士曾经的毕业生和其他军校毕业的学员，肩扛民族大义，八年浴血奋战终获胜利。尽管陆士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身处邻国的人们总是会抱着警惕的眼神审视着日本：这个恶魔会不会再回来?
　　
　　(编辑／笔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