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局外人》的宣判]局外人 加缪

　　摘要：中篇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作，更被视为是荒诞派小说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默而索对一切都漠然置之，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间成了杀人犯，被判处死刑，默而索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存在在一个荒诞世界。本文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着眼，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认为小说最后检察官对默而索的判决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宣判，对象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异化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是人的异化存在状态。
　　关键词：《局外人》；荒谬；异化：存在主义
　　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反映在《局外人》这部小说里，就是麻木、冷漠以及意义的消逝。甚至可以说，默而索最后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他身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他以他的“局外人”身份对世界麻木不仁、对一切冷漠置之、同时又不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而使得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使得自身同他人异化。也就是说，《局外人》这部小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任的异化生存状态的一次深刻的揭露与批判。看似荒谬的死刑，其实并非荒谬，小说中所要宣判的死刑，并不是默而索的死刑，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存在状态的死刑。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核心问题就是关注人的异化和人解放问题。人从人那里异化包含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或者阶级对立关系，这种关系使工人把自己的类本质当作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因而又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密不可分，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存在状态在《局外人》这部小说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同时也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
　　小说从母亲的葬礼开始，到默而索被判处死刑结束，共分上下部。上部以那次葬礼为引子，引出了主人公默而索“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这种麻木与冷漠，反映在与母亲的亲情中，反映在与玛丽的爱情中，也反映在与赛莱斯特的友情中。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是诸多社会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对于他母亲的葬礼，默而索并没有什么别样的感受，“妈妈已经安葬了，明天我又该像往常一样上班了。总之，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他与母亲的直系血缘关系，也被极大的淡化了，就如同他回答那个检察官，“他开门见山的问我是否爱我的母亲。‘当然’，我回答：‘就和其他人一样’。”亲情的关系被异化，友情同样如此。他与赛莱斯特的友情其实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对于与赛莱斯特的友情，接受邀请的原因仅仅是“我想了想，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做饭了，于是我就接受了邀请。”当赛莱斯特成默而索为“老兄”时，默而索甚至“有些惊讶”，“对于做不做朋友倒是无所谓，可是他看上去似乎真有这个意思。”还有老萨拉玛诺和他的老狗，默而索总是保持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爱情在默而索那里，也是一种无谓。当玛丽问默而索是否爱她的时候，默而索觉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而结婚在默而索这里也没有了婚姻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契约式关系，而仅仅是一种个人意愿。“我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就结婚好了。再说了，这是她提出的，我只要同意就好了。她说结婚是件大事，我并不那么认为。”
　　小说的下部则主要表现了在默而索的世界中意义的消逝，即默而索人的本质力量的消逝。他不相信上帝，无论牧师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感化他。他渴望自由，但是，自由在他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诸多想法之一，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被监禁之初，最令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就是我还有一些自由人的想法,”他也用一些类似于精神胜利的方法安慰自己：“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是在一颗枯树上。这世上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我想起这其实也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的。”他所想所做的，都是对意义的逃避，是一种机械的动物性的需求，他的人性在这里已经完全沦落了。比如他在监狱的刚开始想女人，“不过我并不是特意的想玛丽。我只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一切我过去认识的女人。”他还自己编织出一些看似合理的伪道理来麻醉自己：“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生活一百年。因为，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感到烦闷，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日子有是什么意义。除了“昨天和明天这两个略带点意义的词以外。”世界对于默而索来说，并不是多样性的，有多种可能性的，而是一种单一的历时线条，不管过程如果，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希望的绝望与悲伤，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用诸多娱乐消费手段麻痹人性的之后的副作用。默而索“自己认为，不管怎么说，活着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亡和七十岁死亡的区别，可是，无论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和女人都会继续活着，世界还会和之前一样继续，地球依然在转，没有什么区别。总之，无论是我现在就立刻死去，还是过四十年再死去，最后都以我的死亡告终。”
　　对于默而索的这些麻木冷漠，对于他的人性的异化，小说用一种看似荒谬的宣判，判定了这种异化状态的死刑。正如检察官所说“我控告这个人怀着杀人犯之心埋葬了他的母亲！”检查官在对陪审团所说的那些话，“这个人，在精神上谋杀了他的母亲，比起一个人杀死他的亲生父亲的恶劣程度在这个人类社会是有过之而不及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一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是的，先生们，我坚信……当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时，你们丝毫不会感到夸张。因此，我希望你们判这个人有罪。”在这里检察官所要定罪的，是这样一种罪恶，即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如同他所说：“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完全漠视社会道德原则，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悔恨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心，没有任何的仁慈宽容之心。我恳求你们用法律制裁这个人，而我对自己的这一请求没有丝毫的不安……我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指令，因为我在这种除了残忍一无所有的脸上，看到了憎恶。”
　　加缪的文学创作探讨荒诞、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世界之不可理喻、个体的人对荒诞世界的体验认识、人应对荒诞的态度或行动，他是有着明晰、自觉的哲学观念的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中把抽象思辨的哲学思想充分融入文学形象之中,使其哲学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实现了“文学化”。而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一系列关于人的异化存在状态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参考文献：
　　［1］ 加缪：《局外人?鼠疫》 杨广科 赵天霓 陈属玉译 凤凰出版社 2011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