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义词沙漠：在场的主角] 沙漠骆驼展展与罗罗mv

　　“地域写作”的概念听上去具有枯燥的限定性，但落实到具体作家身上，却是最富于画面感的文字标签，暗示着作家的血脉根基与灵感渊源。比如迟子建的“冻土文学”，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而莫言是山东高密出产的率性汉子，王安忆则永远在上海逼仄的弄堂里冷冷观望尘世男女……
　　相比之下，身在军旅的“七○后”作家王凯所处的地域似乎更特殊一些。这个祖籍陕西绥德的年轻人本应成为民歌《三十里铺》的男主角，却在三岁那年跟着母亲随军到了父亲所在的部队———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某空军基地。他在这里长大，之后考军校，毕业后又回到基地，成为和父亲一样的驻守大漠的军人。哪怕多年后他远赴北京，成为空军总部机关干部，内心深处的他也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里。从他创作的一系列沙漠特色军旅小说可以看出，巴丹吉林的风沙已经厚厚地积聚在他的血管里，渗透于骨髓中。
　　作为身负地缘情结的军旅作家，王凯在构架他笔下的艺术世界时始终保持着两种视角：一是军人的，一是沙漠居民的。这两种视角时而交叉，时而平行，相互协调又隐含矛盾。就是说，作为军人，角色主体并非驻地原住民，仅负有戍守疆土的责任而缺少地域血缘的传承，这时“沙漠”之于角色主体只是情节发展的背景；另一方面，作为沙漠居民，角色主体被取消了军人身份的本位色彩，将视点移至强烈的地缘特征上来，“沙漠”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角，无所不在，参与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乃至思想的弘扬。
　　“沙漠”意象的树立与重构，对王凯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借助坚实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无意识的现代主义精神，作品将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概念隐藏于客观叙述中，表达出作家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要解读王凯笔下的沙漠意象，不妨从一组反义词入手。
　　陷入与逃离
　　首先，陷入与逃离是基于文本中的现实环境而言的。作为情节发展的物质环境，沙漠自古以来都是以类似“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唐代陶翰《出萧关怀古》）的恶劣面目出现，决定了陷入此环境的人物拥有逃离打算的合理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凯的中篇小说《蓝色沙漠》（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09年第3期）对几个年轻军人命运的表现———他们同时从军校毕业分配到巴丹吉林的基地，除了名叫索以的男主人公，其他几个人都用不同方式逃离：有的是仰仗仕途发展，有的是依靠婚恋手段，还有的是在受到环境伤害后进行自我精神放逐。
　　其次，陷入是被动的、绝对的，逃离是主动的、相对的。作为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至高无上，个体命运由于渺小而任意被镶嵌于恢弘时代的版图中，毫无选择的余地，所以陷入何种具体环境是被动的。“陷入”本身也说明了环境予人的拖拽，而这种拖拽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存在于任何环境中———你不陷入此，就会陷入彼，因此陷入是绝对的。作为陷入的反抗，逃离在本质上是主动的、几乎是不自觉的，却又只能是在相对意义之上。
　　再次，陷入与逃离是反复的、相互转化的。《蓝色沙漠》塑造了一个擅长逃离的人物闻爱国，他年纪轻轻却老于世故，能用相当卑俗的手段获得逃离的通行证，哪怕是初次乘坐通往沙漠基地的军用列车，为换座位他也要耍点小手腕，这细节透露出他逃离的心机与本事。之后他果然仕途走得一帆风顺，不断逃离旧的、低的位置，逐渐稳步进入他所希望的权力核心；在感情上他也不是失败者，既可以用小小权力去追求异性，也可以借助婚姻去获取更大的权力。看上去闻爱国是那么轻松自如，纵身一跃就能实现逃离梦想，但最后他却因为违纪而受到处理，前面所铺垫的一切毁于一旦。这个人物的发展轨迹旨在说明陷入与逃离的悖论关系，当你逃离了某种环境，同时就陷入另一种境地，两者反复推动，相互转化。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环境条件的沙漠拥有不言而喻的象征性与隐喻性。“沙漠”喻指人类的困境，对沙漠的陷入与逃离是我们存在与发展的状态，对物质条件与精神力量的更高追求造就了这永恒不休的运动方式。从军旅文学的狭义角度看，“沙漠”则蕴含更微妙的寓意：使命、职责等崇高概念于军人而言，并非如想象中的、一味的熠熠生辉，它们是一种令人陷入、有时也想逃离的力量，正是在陷入与逃离的取舍之间淬炼出了非同寻常的军人气质与品格。
　　苍凉与繁茂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苍凉”一词已具有超越字面本身的经典意义而被频频使用，它来源于张爱玲在小说中对生命的慨叹：“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①饱含特定意义的“苍凉”成为一个观照人生的切入口。
　　而在王凯笔下，戈壁、大漠等客观实体不必刻意描摹，它们因其毋庸置疑的天然属性而获得了“苍凉”的外观印象，并以此作为作品的本色与基调；令人欣喜的是，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情感介入之后，总能收获到另一重繁茂景象。
　　“苍凉”基调的铺设往往始于缺少生机的生活常态的呈现。中篇小说《塞上曲》（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08年第4期）中的主人公荀白羽初到沙漠的场景正是如此：“缺口处是大门，锈蚀的铁质门轴表明此处本该有两扇大门的，但现已荡然无存。不过没有大门似乎也无妨，因为大门西侧的围墙倒了一段，塌下来的墙砖堆在缺口旁边，已经长出了芨芨草。对着大门的是一排遗址般的平房，那便是荀白羽新的起居之处。院子当中是一个篮球场，篮板上的油漆早已剥落，露出黑乎乎的木板，几缕球网线挂在篮圈上，随风摆动。”这段描写既是表现客观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反映，到沙漠偏远靶场任职的他有一种落魄之感。故事情节得以在此基础上施展手脚。王凯表现“苍凉”的另一种方式是将某种情感推向极致，山穷水尽，图穷匕见，自然生派出漫天荒芜的景象。《换防》（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第4期）是一篇在情感表现上可谓上乘之作的中篇小说，它通过某连队退伍战士的态度倾向，把两种情感推向极致，也把两种军人形象推向极致：一种是对老指导员的热爱，对他坚持原则、内心坦荡的形象进行无以复加的层层铺垫；一种是对老连长的厌弃，对他圆滑自私、待兵粗暴的形象通过回忆进行重重表现。对立的两方终于因老指导员的意外身亡而撞击到一起，此时便能感觉到张爱玲所说的那种“手势”。这是情感上的苍凉景象，与沙漠意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家，王凯非常清楚铺设“苍凉”是为了突围，而他为突围所做的努力显然是卓有成效的。一是设置亮点，让亮点在不经意中成长起来，最后形成燎原之势。《塞上曲》尽管对巴丹吉林小靶场的描写笔调晦黯酸涩，但它却在出场便安排了最富生命力的人物———年轻姑娘艾冬青，用她不时跳动的身影来改变色彩继续黯败下去的趋势，映衬着男主人公生命状态与生活态度的转换，并安排了艾冬青一边与荀白羽亲密对话、一边孩子般地吃着西红柿的情节来结尾，自然而然地将情感过渡到植物般的繁茂效果。二是利用相对立的极致双方进行反衬，最终达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相融。《换防》中的“我”一度作为已故指导员的反衬，让作家进行两种人物类型的塑造，在这过程中“我”一边为自己做着一分为二的阐释，一边更深入地了解与理解了老指导员的精神世界，两个极端逐渐走向融合，消解了最初的苍凉感。“换防”这个标题是富含深意的，表面上看是指部队由于整编从甲地换驻到乙地（系引起小说里两种人物个性冲突的导火索），而在更深一层的空间里，喻指某种情感心理放弃了原来的阵地，转移到另一重心灵境界中。
　　苍凉与繁茂，可能是沙漠具象化程度最高的一组词，它们所带有的丰富的情感暗示决定了王凯无法舍弃对其辩证关系的探索，势必在未来的写作中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沉默与喧嚣
　　如果将沙漠拟人化，与之本色最相近的人物特点会是什么？应该是“沉默”。广阔、空旷的大漠伴随着无声无息的寂寥，在古诗中就有不少表现，例如，“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代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用一丝清幽的乐声凸显空间的沉寂———这一手法对于王凯写作的影响可谓是潜移默化，他甚至将其发扬光大。
　　王凯的沙漠系列小说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富于浪漫色彩地大段抒情，而是用一种冷静、机智的生活语言进行世俗化叙事。叙述主体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是第三人称，但无论哪一种，均能感觉到叙述者也好，描写对象也好，几乎都有言辞凌厉的表达习惯———这与作家“轻嬉皮”风格有关，也与他擅写对话有关。短篇小说《一日生活》（发表于《西南军事文学》2008年第1期）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小说差不多是军旅版的《一地鸡毛》，用基层连队一天的生活内容做框架，从早上的起床、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到晚上的点名、就寝，经历了失恋、训练、做战士思想工作等等，各种小事在连队指导员“我”的叙述中像水面上的泡沫一般飘浮不散，琐琐碎碎絮絮叨叨，而“我”却乐此不疲。事实上，滔滔不绝的表达方式正是为了突出脉脉不语的实质，要表现沉默，最好的效果不是直接写沉默，而是用有声衬无声———反衬手法被王凯在这篇小说中运用得出神入化，用喧嚣来抵消沉默，而喧嚣偏偏又证实了沉默。
　　中篇小说《沉默的中士》（发表于《当代》2005年第6期）则更加深刻地将军人个性心理上的“沉默”描摹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小说主人公是沙漠人格化最理想的形象。小说用指导员“我”的口吻讲述整个故事，刻画了一名内向懂事、甘于寂寞、尽职尽责的战士形象，他不多言语，自愿到远离众人的车场值班，勤勤恳恳又遵守纪律，但结局却是他被发现曾在入伍前参与过一起抢劫杀人的罪案，由“我”出面亲自逮捕了他。许多读者不能接受作家把主人公的结局安排得如此悲惨，因为在之前的阅读中，小战士善良、安静的形象已经征服了读者。但如果没有这个结尾，作品的深刻性必然会大打折扣。作品要传达的是：第一，人人都有秘密，任何表面的喧嚣都不能替代其内心沉默的那部分；第二，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喧嚣与沉默只是孤独的不同表现方式；第三，人与人之间，对沟通与理解的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小说通篇都营造出一种令人感动的韵味与氛围，难能可贵地写出了人物喧嚣表面之下深沉无语的情感，一名带兵人对手下的战士的护爱与疼惜，这是军人之间特有的精神厚度。“我默默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厌恶。对他们来说，张建军不过是一本卷宗一个名字或者一张照片，还他妈不是彩色的。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我的士兵，我的兄弟，是我一天天把他从列兵带到中士的。他们不明白这一切。”“最后，我摘下了他的领花和肩章，这是我替他戴上去的，我不想它被别人狠狠地撕掉。这个过程如同一个缓慢摇动的镜头，在我的记忆里显得漫长而忧伤。”这些刺痛人心的想法，呐喊于内心深处，却往往被掩盖于沉默的外表，成为最难以表达、最不为人理解的真实。
　　真实与荒诞
　　沙漠以其艰苦卓绝、荒无人烟的特征，成为与生命力相对立的一种自然景象而存在；但由于责任与使命的要求，军人必须驻扎于此，以鲜活的生命、强大的精神与充沛的情感去抵御沙漠的吞噬。两者之间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反映到文学中，经过艺术化的夸张变形，很容易造就观念上的荒诞感。这种荒诞“在哲学上指个人和生存环境的不协调，有不合道理和常规、不调和、不可理喻、不合逻辑等含义”②。
　　中篇小说《迷彩》（发表于《文学界》2011年第10期）就是一篇富有现代主义精神的佳作。军官唐多令因为意外得知女朋友于盈盈曾经与她的上司有染，愤而与之争吵，导致女友与他断绝联系，而唐多令无法摆脱对她的思念，一次次地去于盈盈新的工作单位寻找她、一天天地等待她的消息。小说描述了唐多令既爱恋又无法释怀、既痛苦又无法解脱的矛盾状态，用大量笔墨表现他备受煎熬的寻找与等待，事实上到最后，作家也没有告诉读者寻找与等待的答案，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开放式结尾。和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神似的是，唐多令对于盈盈的等待是无果的，既是现实层面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无序状态，也是人物精神层面由于挣扎、牺牲所形成的观念错位。围困着他的问题是：一、他无法原谅于盈盈；二、他无法失去于盈盈。这是一道单选题，而军人唐多令无法解答，他所做的只能是：等待。“等待，象征着没有意义的没有终结的生活”③。
　　王凯通过这篇充满自我拷问意味的小说，把军人精神与情感中最脆弱、最迷茫的部分呈现出来，让人看到生命的真实与荒诞是无法剥离的正反两面，而它们都是那么的贴近生命的本质。
　　回归到意象主角身上，可以说———当沙漠在真实的时间、真实的地点展示其异于寻常的美丽，也许那只是海市蜃楼。
　　注释：
　　①张爱玲：《金锁记》，见《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②龚翰熊：《现代西方文学思潮》，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③《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